改革开放30年的指导哲学，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当初提出这一理念，一是因为的确没有办法规划得很清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破意识形态的纠结。这一改革理念在过去30年发挥了极大作用，毋庸赘言。

  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目前，我国经济已步入改革深水区，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格局下，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所谓顶层设计，就是明确改革的愿景和目标。其核心是三点：第一，界定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哪些是企业的权利，哪些是政府可以干预或调节的，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二，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公平竞争的问题，其核心是反垄断，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央企）。第三，谁来监管监管者？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任何个人、任何企业和监管者都必须受法治的规制。

  眼下，“顶层设计”的缺失正不断彰显其弊端：房价调控新政策日趋严厉，房价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政府限购房、限购车，只得以行政化的手段去试图调节价格；中石油、中石化利润居然超过民企500强利润总和，可36条、新36条却都难以帮助民企真正突破行业进入壁垒；财政收入增速多年超过20%，资源不断向政府集中；“四万亿”刺激“铁公基”，强化了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面对接二连三的食品安全事件，公众信任感空前低落。之所以出现此种局面，正是因为“顶层设计”的缺失。看来，该是终结“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了。

  那么，改革的愿景是什么？这一命题的核心在于政府的定位。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体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道家、儒家与法家之争。后来的佛教虽然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佛教不过是儒家文明的点缀而已。

  最初赢得胜利的是法家，韩非子倡导“以法治国”，严肃法纪，以震慑天下。但韩非子的法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相去甚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保障公民权利的法。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启了儒家思想长期统治中国的历史。儒家治国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倡导礼教，其实质是灌输等级秩序，集中体现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一是以德治国，强调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遗憾的是，道德之口号并不能保证大多数官员们的廉洁奉公，海瑞、包青天等毕竟只是凤毛麟角。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以道德代替法治，是中国两千年来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孔子意识到了以德治国的局限性，洞悉人的自私天性， “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但孔子未能提出如何利用人的自私去创造价值(市场经济的原理就是如此)，也未能思考如何设计制衡制度。只有道德说教而无制度建设，这是儒家思想的最大致命伤。

  在儒家、法家、道家三派中，思想最深刻、最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的当属道家。老子说，“太上，不知有之”，有点类似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是原理。老子又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老子最著名的名言是说“治大国若烹小鲜”，须文火慢熬，用锅铲翻来翻去，鱼就烂掉了。

  以现代市场经济的眼光审视，老子的思想非常深刻。现代市场经济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假定人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人人为我，在追求个体私利的过程中，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最优化。杨朱说得更绝：“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不仅尊重个体的自私天性，而且直面人的自私本性。庄子说，“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当然道家所谓的“无为而治”，并不是要求政府什么都不管。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而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就是“法治”，既包括维护公平竞争的“反垄断”执法，也包括打击食品造假的刑事犯罪行为。

  我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的方向，不正是要打破央企在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让所有制不再成为区别对待的标准么？而政府的定位，正是退出经济活动，专心作为独立的裁判者，把“执法”作为中心任务，尊重市场的规律，才能让价格机制真正在资源配置中的发挥基础作用。这意味着政府应把更多功夫下在严厉打击财务欺诈和内幕交易上。

  尊重市场的规律，说易行难。因为它要求政府放弃部分权力，把它交给市场。对官员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深刻的思想转变，更意味着利益格局的深刻重构，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