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对经济体系的作用具有相当的时间滞后性，这是每本初级经济学读物都会向读者阐述的基本概念之一。但是，魔鬼总在细节之中，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复杂多变，给政策效果对经济的影响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在何种情况下经济政策可以收到预期效果，其中政策传导机制又如何发挥作用，都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持续的热议。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欧盟和日本政府相继推出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方案，我国政府也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毋庸置疑，这些应急政策的推出非常及时。特殊之时若非行此雷厉手段，则全球经济就将陷入如1929年大萧条那种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那将毫无意外地造成全球实体经济的一次重大浩劫。但是当危机最严重的冲击已经过去，面对下一阶段新的经济形势变化，政策应该如何取舍，正构成各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新的挑战。如何把握经济变化的时机，根据经济运转的情况相应调整政策力度和方向，这一重任，摆在了所有的国家面前。

  作为这次危机策源地，美国最早推出刺激计划，现在却受到其政府债务赤字的硬性预算约束，面临越来越少的政策余量。原定于今年6月终止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将按期结束，是否继续执行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则将视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而定。实质性的退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知易行难。一方面，进一步刺激经济已是有心无力，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复苏确举步维艰，摇摇晃晃。这种尴尬的政策两难，在美联储最近一系列声明中可一窥端倪。

  在刺激政策退出的道路上，欧盟面对的形势也非常复杂，刺激性的政策配合弱势的汇率政策，使得以制造业为主要引擎的德国实体经济创造了22年以来的最好经济增速，但是这种政策无法从根本上弥补欧元区内部各个国家经济增速不协调，缺乏财政协调机制以及成员国政府支出硬性预算约束的问题。日本则在金融与大海啸的双重打击之下，变得更加脆弱，在高额政府负债的老龄化社会结构下，可供使用的政策工具显得更为有限。某种程度上，政府就好比推着石头上山的希腊神话人物西西弗，试图把经济运行这个石头通过反周期的经济政策最终推上山头（所谓的穿越经济周期），但结果往往是徒劳的。在当下的这个推石头的游戏中，情况似乎更为糟糕，石头还在半山腰，推石头的政府却已经疲态毕露，缺乏进一步的工具和手段了。

  我国的经济政策的应用前景也非常不明朗。现在再去讨论天量信贷是否得当已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紧缩政策应该按照何种力度，何种节奏来执行，才能更契合我国当下新兴加转轨的实体经济运行节奏，以期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获取一个平衡点。这个微妙平衡点能否达到，取决于政策的制定者与经济的其他参与者之间能否形成良好的博弈。政策不是漂浮在经济运行之上的空中楼阁，一旦颁布实施，就必然会和经济的运行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反馈系统相互作用。所以，政策的制定者事先应对经济体可能产生的反应有个合理预期，并预留一些政策余量，以便根据政策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及时调整。这也就是所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从我国经济政策的执行实践中来看，当这两个原则结合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平稳有序的时候。当这两个原则处理不顺的时候，经济运行就会在过热和过紧这两个极端状态之间交替摇摆。

  在我国过去发展的某些阶段，宏观调控的痼疾之一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究其原因，就在于政策没有考虑到经济参与者的预期和他们的行为对经济的反作用，造成政府经济干预的后果往往是“过犹不及”，结果不免“矫枉过正”。为了减少这种过度的政策效果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政府往往踩政策的急刹车，这客观上又造成市场政策预期进一步紊乱，并且破坏了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而更深一层的是，这往往会给市场发出负面的信号，被市场参与主体用来钻政策的漏洞和空子，由此进一步增加政策执行的成本。因此，笔者以为，在建立稳定预期的基础上，多用政策“点刹”，在不失去灵活性的前提下，把握政策时机，留足余量，应是更为稳妥的做法。以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为例，紧缩势头目前丝毫看不到放缓迹象。尽管实体经济的先行指标已频频示警，央行仍在日前将存款准备金率加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政策制定与执行，时机与力度的把握，奥妙无穷。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