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当被智者安提丰问道：“哲学家理应教人们以幸福，你却在吃最粗陋的食物，穿最褴褛的衣服，岂不是在教人以不幸吗？”苏格拉底回答说：“正相反，一无所需最像神，所需越少越接近于神。”

  被柏拉图称为“一个发了疯的苏格拉底”，也是苏格拉底徒孙的第欧根尼，是典型的犬儒主义者。这位活了九十岁的哲学家，也像其师爷一样喜欢重复：“一无所需是神的特权，所需甚少是类神之人的特权。”

  我们都不是神，不可能“一无所需”，不可能有神的特权。区别只是，谁有可能更靠近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贫穷者就离神更近。而是说，只有超越了单纯物质财富需求，追求精神生活和灵魂高贵的人，才是“类神之人”。

  但要超越物质财富，恐怕得首先要有物质财富，或者曾拥有过。由此，努力创造和获取正当的财富，不仅是经济学的要旨，也是哲学理念实现的需要。获取物质财富，正是为了摆脱物质条件的约束。

  问题是，财富的正当性是引起众生心理复杂化的关键因素。这是个永恒的话题。没有哪个时代不为财富的正当性而争论。因为，经济均衡发展只是一种趋近的目标，只是经济学分析上的概念，不是出发点，更不是现实常态。经济恐怕永远是在一定程度的非均衡轨道上发展的。否则，就没有了落差形成的内在动力。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美国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的观点：“不平衡发展和需求无关；收入的不平衡性，与效率或生产力没有必然联系。”不管是经济学上讲的有效需求不足还是过剩，都是一种不平衡发展的体现。同样，不管是生产效率的提升还是下降，都难以带来收入的均衡性。那种认为大幅度普遍提高生产效率，就可能会减轻收入不平衡性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在国民收入长时间持续大幅度提升的过程中，照样存在着收入不平衡。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衡的原因，只能在供求和效率之外去寻求。

  对此，加尔布雷思的结论具有启发性：“两者都是权力不平衡运用的结果。”在他看来，新古典主义看重的市场体制，实际上是企业垄断、寡头独占和市场竞争的混合物。只不过，这一事实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中被忽视了。传统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是自由的市场竞争，显然缺失了私权力的被集中，甚至垄断独占以及滥用。这一缺失，限制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和指导意义。市场机制中私权力分配及运用的不平衡，最典型的体现就是那些大企业大公司的不断产生与运行。而这些大企业大公司，不可否认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部分。

  由此不难理解，市场机制的自我运行也会产生权力的不平衡运用，与此同时，历史现实也真切地显示了公权力更容易被不平衡分配和运用。即使最早也最积极倡导政府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也明确承认：“这个世界上制定政策的阶层不可能都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一致。而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两者也很难保持一致。”

  公权与私权被不平衡运用的叠加，就使得发展和收入的不平衡更加难以避免。问题是，权力运用和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人们对“财富正当性”的议论和质疑。只不过，如果对“不正当致富”有普遍的妒忌心理，这说明社会已到了病态的程度；如果对“不正当富裕”是普遍的质疑和批判心理，说明社会是朝积极健康的方向在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市场范围一再收缩，最后几乎完全取缔了市场机制，只存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事实无情而残酷地昭示，这样的环境导致另一种更严重的经济发展与收入的不平衡，经济出现倒退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后，引进了市场机制和一定程度的普适价值观，取得了年均9.7%的经济增长，成为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连续30年保持在7%以上的13个经济体之一。然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平衡性。相反，在大幅度纠正公权力被滥用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公权力不平衡分配和运用。加之在培育和发展市场机制的过程中，私权在成长的同时，也逐步出现了集中垄断甚至独占的问题，还出现了以资本体现的私权与公权的相互勾结。

  糟糕的是，社会对“财富的不正当性”变得习以为常，甚至妒忌混杂着羡慕的心理正变得普遍起来。那些受教育年限最长的年轻人，为进入公权力掌控部门以及国有垄断性大企业而争先恐后绞尽脑汁，就是突出的体现。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只是零星而微弱的。

  不过，今天中国人开始有了仍在增长的物质财富，预示着超越钱财的可能性在增大。当然，能否超越，取决于物质财富的进一步积累，更取决于对财富不正当性问题的解决能力。而这一能力，是由市场机制的私权力和政府行政的公权力的平衡分配与运用所决定的。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由对权力运用和财富积累正当性进行质疑和批判的社会力量作为催化剂的。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