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规范、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不仅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转变经济结构，改变政府过多介入经济发展、甚至长期负债性发展的路径。科学划分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市场发展经济的职能这两个边界，让政府完全回归经济社会管理职能，让市场主体完全承担经济发展强大职能，就能找到化解金融风险的“钥匙”。

  温建宁

  央行6月1日公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最大、也是最吸引人之处，就是详细、完整地给出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评判的最新官方口径。经过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清理规范工作，贷款增速平稳收缩，由50%以上降到20%以下，缓解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也局部解除社会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过度担忧。但该报告未能全面消除国人对平台贷款风险未来持续行“注目礼”的特殊关注。

  在尝到了融资平台能源源不断供应资金的甜头后，地方政府热衷设立各种平台性公司运作其“招商引资”项目，这类公司无论数量上的增长，还是平台运行资金数目的增长，其累计风险已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截至2010年末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增长到了1万余家，其中监管力量相对薄弱的县级和县级市占比高达70%，数量上的净增长之迅猛令人咋舌。若以全国2862个县（含县级市）的简单统计，县均平台公司就有3.49家。若以2010年贷款余额47.92万亿总量推算，融资平台贷款总额足有14.376万亿，每家融资平台平均占款额尚有1.4376亿元，每县平台贷款平均数值为5.023亿元。单纯考虑数据比较，笔者估计极有可能超过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总量平均值。

  经济主动转型，少不了解决结构问题，而地方政府投资扩大化恰是最为突出的结构问题，甚至有局部地区存在投资盲目攀比，缺乏约束边际疯狂“烧钱”重复投资的倾向，其投融资平台正好扮演了筹集资金的关键角色，为满足各种建设项目急迫需求，平台实际运行中难免经常超越合法边界，过量融资、高风险使用资金事件多有发生，甚至局部性绕开了金融部门的必要监管。地方政府这种不顾自身财务承受能力的市场介入，完全超越现实的对商业化“经营城市”的深度迷恋，虽然一时间带来了城市面貌的改观，但偿贷风险在融资平台的不断累计和增长，不但给地方政府信用累计了巨大潜损失，也给地方财政能力造成支付压力和风险。及时规范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有助于规避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防范过度透支政府信用诱发金融体系风险。

  当前为地方政府发放的融资平台贷款，多以质押或抵押土地权属方式“空转”运作，其风险相对聚集于土地价值变动上，所以一定程度上深受房地产价格变动的直接影响，不仅缺乏风险分散化避险的机制，而且和高风险资产关联度过高缺乏转移渠道。一旦房地产行业出现周期性拐点，价格走势无法维持连续不断的上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显性化将不可避免。因为失去先前抵押和支撑的货币基础，投融资体系极易受关联因素影响产生资金紧缺，以至于偶发严重性的技术故障都是有可能的，要是这些风险集中爆发，就会连带金融机构陷入风险境地。作为央行不能不提前采取措施防范这种情况，尽最大可能规避和消除诱发金融风险的根本因素。

  央行坚定不移推进稳健回归常态的货币政策，需要从融资总量上管理和调控全社会货币供给。笔者理解，这不仅包括了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这个货币出口的限量管理，而且也应包括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这个货币使用出口的宏观管理和抑制，否则央行无论多少次加息或调准备金率，吸收流动性的努力都会被地方政府动辄数百亿、上千亿元的投资冲动和建设项目冲抵掉，从而导致货币在不同执行层面松紧程度巨大的落差，一方面金融体系因货币政策偏紧而资金饥渴症严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依然大手笔操作，对抑制通胀起了反向的消极作用。

  央行报告显示，地方融资平台的土地权抵押贷款占比超过20%，如果放在经济状况较好的时期，尚在合理可控的范围之内，可一旦经济高位回落成为现实，地税收入放缓，土地转让收益骤减等不利因素叠加出现，地方政府偿债能力必然会减弱，聚集在融资平台上的风险，将影响社会方方面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从宏观角度看，国家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和兜底支持能力，笔者判断未来很有可能会因此而减弱。去年我国财政收入达8.31万亿峰值，而考察财政收入能力，在未来没有任何可预见的爆发式增长机会，“十二五”期间超越这个峰值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为了更准确地观察国家经济变化的趋势，回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很有必要，通过历史演进轨迹可看清未来方向，通过历史数据也可发现未来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合理逻辑。1978年之于中国是个决定历史命运的年份，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开始了历史性分离，土地经营权回归农民手中，社会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财富创造能量，制度性变革激发了生产活力。1992年之于中国也是个决定发展路径的历史年份，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为中国经济发展导入了新生动力，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激发了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活力。而从历史坐标看，2011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性年份，因此，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确实需要注入变革的元素，这将决定我们最终是否能通过内生的制度性变革给经济发展带来持久的推动力。

  这么看来，从风险比较集中的投融资体制入手加强监管，不仅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转变经济结构，彻底改变政府过多介入经济发展、甚至长期负债性发展的路径。而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之一，应包含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以及市场发展经济的职能这两个边界的科学划分。让政府完全回归经济社会管理职能，让市场主体完全承担经济发展强大职能，如此研究和解决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问题，化解金融风险积聚就能找到“钥匙”。

  （作者系上海金融学院公共经济管理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