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从开放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发展的逻辑来看,有望在上海开张的国际板,既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资本市场的战略要求,也是配合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安排,还会对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而提升在全球金融城市中分工地位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就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要素发育来说,前提条件之一应该是有一个国际化且与外部市场接轨的交易市场。因此,正如有专家指出的,国际板的意义已经不限于红筹回归,而是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志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上海来说,加快建设国际板的迫切心情亦可理解。事实上,在上海市政府发布的《2011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点工作分工表(修改稿)》中,即明确要求加快推进符合条件的境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股票的工作,加大力度推进跨境ETF产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及推动境外机构和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等等。
只是,假如以汇丰为代表的国际顶尖企业如期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中国现有的监管水准,如何有效管理这些早已谙熟国际市场规则的市场老手,显然是一个全新命题。
可见,上海能否如期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既取决于要素市场发育以及与纽约、伦敦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此长彼消程度,某种意义上更取决于能否造就和吸引一大批熟悉金融中心运营机理并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战略人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上海尤须积极营造有利于战略人才集聚的金融生态环境。
从纽约、伦敦等先行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经验来看,金融中心建设更主要的是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国家层面的推动,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最终决定因素。时至今日,金融人才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体,其存量水平和发展状况决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所以,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都凝聚了大批拔尖的国际金融人才。例如纽约金融从业人员超过80万,伦敦也有40万金融专才。不仅如此,纽约和伦敦还汇聚了全世界绝大多数的金融精英。这些握有金融话语权的高端人才,既是美、英极为重要的战略资产,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
反观上海,尽管金融从业人员将近24万,近年来也加快了金融人才高地建设。但与纽约和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在金融人才规模与层级方面显然还不在一个等级上。例如,伦敦和纽约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例约为12%,而上海目前的比例只有3%左右。
上海尤其欠缺能引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性金融人才。所谓战略性金融人才,照笔者的理解,是指具备国际化视野、全球化资本运营意识并且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高端金融专才。如一流的银行家和金融家、金融风险管理师(FRM)、金融理财师(CFP)和金融分析师(CFA)以及高级金融英语人才等。就中国和上海而言,这些战略性人才还应该熟悉国情、市情,并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应当肯定,最近几年,中国在金融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国内高校每年的金融专业毕业生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金融人才培养与市场有效需求严重脱节,造成了金融人才一方面缺口巨大,另一方面却是大量金融专业的毕业生找不到与专业对口工作岗位的尴尬局面。上海近年来一直积极延揽在海外工作的华人金融专才,希望这些具有国际工作经验、掌握最新金融技术与管理的高级人才来沪工作,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还办起了高级金融学院,致力于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并能把握全球经济与金融趋势的复合型高级金融人才。不过,从总体情况来看,上海高级金融专才的培养规模和质量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仍然差距很大;毕竟,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急不得,而建立一个开放、创新、市场化的金融发展环境,以吸纳海外留学金融专才以及纽约、伦敦等金融精英来沪工作,仍需付出更多努力。
如此看来,从来不缺金融基因的上海在造就金融战略人才方面拥有很大的行为空间。而从上海走出去的具有全球化资本运营意识、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战略性金融人才,也并不鲜见。例如,前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章晟曼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朱民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类似这样的国际化战略人才,或已成花旗等美欧金融企业旗下的大将,或已肩负着国家使命,而上海需要的顶尖战略性金融人才不是个位数,而是百位数甚至更多。
因此,如何培养并吸引全球顶尖金融人才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服务,可以说是落实国家战略的最紧迫命题。基于此,上海可以借鉴纽约和伦敦的相关做法,着力营造高包容度、开放性的金融生态环境。这其中,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固然不可少,而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更是必修课。未来一段时期,上海理该构建类似伦敦那样的人力资本培育和使用体系,创新金融人才工作机制,完善金融人才政策体系,逐步实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市场化配置和契约化管理,制定和完善有利于金融人才集聚的政策措施,积极营造有利于高端金融专才来沪工作的金融生态环境,以早日形成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战略人才方阵。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