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西方经济政治霸权是否会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由于近年西方国家深陷金融经济危机，风波迭起，新兴国家则表现相对优异，越来越多的人在这样发问，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在谈论。金砖国家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总裁人选集体发声，更被世人视为对西方国际金融霸权的公开挑战。

  不错，近几年来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表现优良，增速明显超过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显著提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提供的数据，2008年至2010年，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依次为0.2%、-3.4%和3.0%，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率则为6.1%、2.7%和7.3%。在2010年全球实际GDP中，后者所占份额已达47.7%，仅中国就占13.6%，接近整个欧元区所占份额（14.6%）。预计今年全球、发达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4.4%、2.4%和6.5%，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继续大大领先。 某些西方人对其经济政治霸权可能遭遇挑战的担忧正是来自于此。

  然而，目前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基本特征之一便是促进两极分化。乐观估计目前增长迅速的新兴国家仍会继续高速增长，从而顺利、迅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无异于颠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因而必定是不现实的。纵观历史和现实，我们固然应保持赶超西方的雄心壮志，抓住机会提高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话语权，但却不宜对新兴国家经济政治影响力持续上升的前景过分乐观。

  实际上，从长时段跨度上看，很少有国家能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飞跃。1970年，全球有108个国家人均收入低于7000美元；到2010年，其中仅4个上升为按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高收入国家，其中安提瓜和巴布达、赤道几内亚、马耳他三国均属地小人少的岛屿经济体，且赤道几内亚盛产石油，只有韩国算是例外。

  从总体上看，各国人均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1970年至2010年间，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年均增长2.3%，而发展中国家为1.5%。1970年，全世界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国家其平均收入是最低四分之一国家的23倍，2010年已达29倍。今天，最富裕的列支敦士登要比1970年最富裕国家富裕两倍；而最贫困的津巴布韦则比1970年最贫困国家（也是津巴布韦）穷25%。最富和最穷国的收入差距鸿沟在前所未有地扩大。

  即使那些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其人均收入与西方国家差距也很大：1970年至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21倍，博茨瓦纳增长8倍以上，马来西亚和泰国增长4倍以上，但中国人均收入仅为发达国家平均值的四分之一，博茨瓦纳、马来西亚和泰国离这个水平还相去甚远。 更不用说这些国家的快速增长不能掩盖发展中国家群体内部贫富分化大大加剧的现实。中国、博茨瓦纳、马来西亚等国30多年来的经济增速超过了任何一个富国，但科摩罗、伊朗、塞内加尔等国则停滞不前，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津巴布韦等国更深受经济崩溃之困。

  更糟的是，历史一次又一次见证了奋力赶超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经济崩溃而使其前期成就化为泡影：1950年至1980年，巴西人均GDP增长接近5%，但在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陷入全面经济崩溃“失去的十年”。阿根廷的遭遇更为惊人：1913年，其人均GDP超过欧洲，2007年则仅相当于西欧的五分之一。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正是某些热门新兴市场此前几年的成就也埋下了经济逆转、倒退的风险，因为他们吸引了更多的热钱内流，资产泡沫更大，而政府、企业盲目投资扩张的冲动更强，留下的窟窿也更大，通胀压力也更强。从全球背景上考察，2008年以来高强度的反危机措施本已带来了资产泡沫极度膨胀和通胀压力上扬的副作用，美日两大央行的定量宽松政策又给资产泡沫火上浇油，未来必然到来的重新收紧货币政策就隐含了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的大风险。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冲击”引发西方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和后发国家债务融资高潮，80年代初，美联储铁腕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引爆了席卷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和前苏联及东欧的债务危机。这一次，历史是否会重演？作为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我们不能无视其他国家潜在国际收支和货币危机传染的风险。去年和今年一季度还满怀信心要把其“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率目标提高到10%的印度，今年首季GDP同比增幅跌落至7.8%，而去年一季度为9.4%，四季度为8.3%，更不用说其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了。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