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推动经济转型，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突破，也需要经济发展各主体力量的平衡。从长期看，社会财富过度向政府集中，政府收入持续爆发式增长，不一定是中国经济之福祉。也许，把市场的资金分配权交还给市场，让市场主体通过竞争和协作，发现和实现经济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才是发掘经济持续增长新动力的最佳途径。

  温建宁

  考察最近几年经济发展的轨迹可知，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出现了不断提高的趋势。5 月财政收入超过万亿元，达到10612.26亿元，环比增长量为2694.6亿元，环比增长速度为34%，相比年初前两个月增幅比较明显。这说明政府的实力和财力足以应对经济转型的困难，并为贯彻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给出了明确的注脚，也表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依然还存在较强的持续性推动力。

  从财政收入月均数据比较来看，2010年是2009年的2.63倍；从财政收入净增长数额来看，2010年比2009年净增加5.15万亿元，增长率为62.97%。而今年5月单月数据就已超万亿元，显然已高出去年月均数据0.368726万亿元。前五个月财政收入46820.06亿元，增长32%，月均0.9364万亿元，即使后面几个月有限回落，也基本上可以推断全年财政收入会高于去年，甚至高于今年财政计划8.972万亿元，增幅很有可能远大于8%的增长计划。

  另一方面，财政收入不断刷新峰值，预示着社会财富不断向政府聚拢，在金融危机阶段这确实有助于对抗危机，但危机之后就未必都是正面效果了。其实理由很简单，一定阶段新增财富总是有限的，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势必企业和居民增加的收入相应减少，这种状况对经济结构调整势必带来负面影响，对促进消费也极为不利，更可能阻碍经济转型期的制度性突破。当然，财政部的分析也给出了原因，5月财政收入增幅较高，主要是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集中入库期的影响。

  笔者以为，推动经济转型，需要由政府主导，更多推出人民拥护的制度创新，激发全民族的参与活力，却并不意味着政府一定得拥有绝对的财政力量。回顾经济发展的历史，比较有意思的是，过去三十年最大、也是最成功的经济转型，当首推1992年市场经济的破冰。当时，中国经济正好遭遇了发展瓶颈，急需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获得继续发展的动力和血液。很显然，如果这一增长引擎不是制度性的重大变革，社会中长期积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依然不会得到解决和根治，甚至社会还不得不面对巨大“碰撞”的可能风险。恰好是一场春天的南巡活动，直接终结了“姓资姓社”的无休止争议，制度性的大变革才得以横空出世，终于使得播撒出的市场经济种子获得了落地生根开花的生命张力，催生了民众的创造活力，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该年反映宏观经济的GDP数据一举升至14.2%的峰值。

  1992年，我国社会的消费能力尚处于较低水平，很难马上消化掉剧增的产品供给，一时间库存不断上升，制成品积压严重，“井喷”以后的经济不堪重负，开始从高点逐渐向下滑落，尽管四年之后的1996年，经济渐渐成功软着陆，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突发，又使中国经济备受严峻考验，GDP跌落“保八”底线，定格于7.8%的数值，直到1999年的7.6%，才走完探底全程。换句话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加速，尤其经济的全球化，不仅给了中国WTO的会员资格，而且给了中国新的外部推动力量，我们找到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出口导向型经济，从此过多、剩余的生产能力，找到了外部消化渠道，过去的经济问题得以基本解决。经济变化的这种自我调节功能，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会在增长动力影响下自动步入经济调整周期，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因此，市场经济是一场制度性变革，既因为爆发力量蓄积已久，从而带来经济跨越式发展；也因为短时间发力太猛，会致使经济后劲持续性较差。

  如果相信历史的周期性，也相信经济进程中的规律性，则经济早转型将优于晚转型，经济结构早调整将好于晚调整，若能如此，将有助于通过短期经济起伏波动的阵痛，换回长期经济平稳发展的安宁。可以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范经济受到外部冲击，中央政府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起到了 “安全气囊”的作用，为经济结构的调整赢得了宝贵的时机。随着该计划的执行完毕，对经济的保护和拉动作用也已过去，而迟滞了三年之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急迫性比十多年前尤甚，寻找和培育经济增长引擎的努力和代价尤甚。要是经济刺激计划之后，经济发展依然面临后劲不足，而政府因财力积累速度放缓，其投资能力显著下降，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能力势必就会降低。而当前财政收入大比例增长，为经济平稳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我国每年GDP增速都在9%以上，积极财政政策功不可没。但我们要寻找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单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撑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2006年至2010年这五年所统计的GDP构成可知，农业和第三产业是未来我们促进GDP增长必须重点下功夫的领域，而工业对GDP的贡献已开发到了极限。2006年我国开始新农村建设，通过3至5年的农业休养生息，以及农村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农业应能承担起更大的作用。将来对GDP能产生重大贡献的，还有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及其相关行业，今天提扩大内需，很大程度上是指扩大第三产业的内需。

  因此，当前推动经济转型，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突破，为经济发展注入长久增长基因，也需要经济发展各主体力量能平衡，比例协调地推动结构调整。从长期看，社会财富过度向政府集中，政府收入持续爆发式增长，不一定是中国经济之福祉。也许，把市场的资金分配权交还给市场，让市场主体通过竞争和协作，发现和实现经济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能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出更为适宜的转型环境。

  （作者系上海金融学院公共经济管理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