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复苏步伐加快，通胀压力也一路扶摇直上：CPI涨幅去年5月刚刚跨越3%的温和通胀“红线”，而今年5月已攀升至5.5%。与此同时，去年6月人民币二次“汇改”启动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了5.4%。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不少人都把两者刻意联系起来，将人民币升值的意义提高到“抗通胀”层面，为人民币升值平添了不必要的压力。

  例如，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去年底的G20首尔峰会上就曾扬言，如果中国不允许人民币升值，那最终只能以“通胀后果”收场。而金融大鳄索罗斯今年4月也“善意”地提醒中国，不允许人民币升值将“错过平抑通胀的机会”。盖特纳的动机不难理解，逼人民币升值是白宫一贯的政策诉求；而索罗斯的用意同样昭然若揭，推动人民币升值乃是国际对冲基金实现“做空中国”战略的重要一步。

  问题是今年以来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官员开始接受“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抵抗输入型通胀”的观点。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抗通胀已成今年中国经济头等大事，但基于某些原因考虑（如恶化地方政府和央企债务负担、加速热钱流入等），央行又不愿频繁加息，汇率因此就成了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中除法定准备金率之外最可能被依赖的手段之一。

  所谓人民币升值可以抑制通胀，主要是针对输入型通胀而言。随着近年来经济迅速崛起，中国已成国际原材料市场上最重要的需求方。过去十年间，国际大宗商品共经历了三轮上涨，分别是2002年至2004年、2006年至2008年和2010年至今。其中，2002年至2004年的价格上涨对中国及世界的冲击较小，而2006年至2008年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无论原油价格还是粮食价格，涨幅都远超目前这次，价格输入性因素所占的比重也远高于这次。

  国人一向推崇“以史为鉴”。据此，回顾三年前的经验教训，当有助于我们宏观把握这次通胀的整体走势。大体上，笔者以为可从中推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从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来看，危机之后的物价反弹几乎是必然的。在刚刚结束的那场号称“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不遗余力地开出了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猛药”。危机结束后，各种副作用不可避免都要显现出来，而通胀也是其中一环，它需要一个自然的消化过程。由于统计上的“翘尾因素”，此前国内市场普遍预测中国CPI将在今年年中见顶，但过去数月南方旱灾和水灾接踵而至，有可能稍稍拉长这一过程；即便如此，三季度CPI摸高回落也具有相当大的可能性。因此，对待通胀既不能漠然无视，也无须过于担忧和恐慌。

  其次，输入型通胀的产生、发展与平息有自身规律，即便是在完全市场化的美国，即便是将利率政策运用得出神入化的格林斯潘，面对高油价引发的高物价同样束手无策——美国真正摆脱上一次大通胀，靠的还是国际油价的自行回落。2008年7月，国际油价升至每桶147美元的历史高位，而美国的CPI涨幅也迅速飙升至5.6%的峰值；此后随着国际油价大幅回落，美国CPI才一路下滑，当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全球大宗商品牛市彻底终结，美国总算完全摆脱了通胀。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就无所作为了。事实上，对弱势群体进行财政补贴，减少他们因输入型通胀（如油价、粮价上升）而承受的痛苦，便是政府肩负的责任；而从长期来看，中国还应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对于外部能源和贵金属的高“依赖症”，由此也可弱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力，减少输入型通胀的冲击频率。

  最后，2008年的经验还表明，在中国，各种市场化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抗通胀效果并不显著，传统的信贷管制手段反而可能发挥一定作用。从实际效果看，汇率对于消除输入型通胀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输入型通胀往往与其他类型的通胀混杂在一起，政策制定者难以准确判断输入性因素占国内总体通胀的比重，从而有可能导致“中国为全球通胀买单”的局面。此外，相对于大宗商品价格成倍的增长，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几乎可以忽略。例如，2006年至2008年是人民币升值最快的时期，但也未能有效控制输入型通胀，而去年以来的通胀，国内货币增发因素远大于输入性因素，人民币升值更不可能显著影响通胀水平。

  从理性预期的观点来看，抗通胀，说到底，就是一场市场预期与政府信誉之间的博弈。因此，遏制通胀，关键还在于，让公众相信央行及地方各级政府关于控制物价的政策承诺是可信的。现在，宏观政策上，减缓 GDP增速以换取CPI降幅的意图已很清晰。央行有必要让公众相信，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处于合理增长范围。地方政府也需向公众展示其在保障房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即换言之通过“自上而下”的决策与“自下而上”的反馈这两个层面的互动，去实现抗通胀的目标。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