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在发生地震、海啸和核泄漏危机之后出现的一系列异常现象，让世人甚至对日本的国家定位也产生了某种怀疑。

  例如，在今年地震发生前，日本对其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是信心满满的，从未曾担心过，他们总认为诸如电力不足这样的问题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专利”，日本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但是千年一遇的毁灭性海啸，使得福岛第一核电站和第二核电站完全报废，东京电力公司的发电能力一下子减少了30%以上。全国三分之二的核电机组相继停止运行，导致供电能力明显下降。随之而来的电力紧缺遂成困扰日本经济的头号难题。由于企业开工不足，并因零部件供应链的中断而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也明显影响了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进度。虽然社会各界提出了各种削峰填谷和节电的方案，但不开源，光节流毕竟是杯水车薪，难以根本解决问题。于是各企业为加快确保生产的正常进行，纷纷求购柴油发电机，以便减少供电不足的影响。

  诸如三菱重工等公司生产的柴油发电机，以往几乎都是外销，其客户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在那些国家，因基础设施能力不足，停电是家常便饭的事，所以大多数企业都须自备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而日本国内根本没有这样的需求。然而地震发生后，供需状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日本国内的加急订单如雪片般纷至沓来，猝不及防的三菱重工等公司一时难以招架。于是该公司驻东南亚的员工，只能向当地的客户苦苦哀求，希望他们能在眼下这一“非常时期”，将这些发电机先让给日本国内的企业，因为那些企业迫切需要这些发电机来维持正常的生产秩序。尽管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很不习惯“加塞”，但在危机当前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放下身段，请求对方谅解。好在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的受灾情况都十分了解，对这一突发状况表示理解。但很多日本人对此却大惑不解：怎么这次地震竟将日本“震”回发展中国家的状态了？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打住。由于核电的安全性受到了日本国民的强烈质疑，今后日本的核电比率不仅无法进一步提高，甚至就连目前的比重也难以维持，那取而代之的主要就是火电。与核电不同，火电是会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这又牵涉日本的减排承诺。早在今年4月5日，菅直人政府就做出一个决定，即在今年年底于南非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上，要求在执行《京都议定书》协议上对日本予以“个案处理”，因为日本遇到了地震这样的“不可抗力”，无法兑现原先的承诺。《京都议定书》的一条主要原则就是：在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日本政府的上述决定，说白了就是不愿再按发达国家的标准减排，而希望按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予以“照顾”。对此前始终以“环保技术最先进”而自诩的日本而言，可以想象，提出这一请求的心境是多么难堪。

  说来也巧，就在去年年底，东京大学一位学者出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倒退回发展中国家的日本》。笔者理解，这里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准确说应为“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比发达国家要低一个档次。但即便如此，当初许多人看到这一书名，仍颇不以为然，觉得是作者在“耸人听闻”。不过几个月后发生的一切，无疑为该书提供了许多最鲜活的案例和注脚。

  按照该书提供的论据，日本的人均GDP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先超过了英国，到80年代后期又超越了美国，由此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赶超欧美”的夙愿。但此后不久日本的泡沫经济就破灭了，于是经济陷入了长达20多年的徘徊不前局面，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又反超日本。2010年，美国的人均GDP 为47132美元，连新加坡也已达到42653美元，而日本却还停留在42325美元。由于这些年来日元对美元基本上保持着上升的势头，所以，如从购买力平价这一角度来看的话，这一趋势就更为明显，新加坡早在1994年就将日本甩在后面。倘若日本不能尽快走出通缩怪圈、急起直追的话，则日本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就更无从谈起。在亚洲都无法保持领头地位，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的身份岂不是越来越尴尬了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使数以亿计的穷人告别了贫困，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其中也有少数人因灾或因病而返贫，因此防止返贫成为扶贫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此。巩固已有的成就，少走弯路，避免踏入陷阱，是每个国家都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日本在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地位一路下滑，显然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实现赶超欧美的既定目标后，未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时至今日，走马灯式的日本政府仍是滑到哪里算哪里，根本顾不上什么长远的发展战略。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