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

  对于如今近3万亿规模的公募行业来说，1998年是个起点。那一年，规范后的新基金起航，如今名满天下的一些名字，国泰、南方、华夏、华安、博时等就是当年首批获准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而上海证券报的基金报道也同时起步。

  早年的基金报道，最大的考验来自于行业的封闭。承袭着当时证券行业自营业务的“低调风格”，以及封闭式基金无需营销的天然优势，早年的基金公司几乎婉拒一切采访请求。“当时的研讨会，如果请到基金经理做演讲，那无需如何宣传，门槛都能被踏破。”时任基金记者杨大泉回忆称。

  当然这样的机会是绝少的，但是读者的需求却无比强烈。基金公司到底怎么做投资？什么样的股票能入基金法眼？基金的风险怎么控制？不做庄的基金怎么挣钱？面对简单的基金定期报告，读者普遍感到“不解渴”，但又无处“解渴”。

  上海证券报此时推出的系列报道“走进基金公司”，成为了全行业的“突破之作”。历经艰难沟通，上证报记者独家走入了一家家基金公司的内部现场，甚至直抵交易室核心，最终采写出该系列报道。“以现场直击模式”，首度对于基金投资、研究、交易、风险控制等诸多环节进行了“全景”式解密。报道刊发后，引发了读者和同行的强烈反响。

  随后趁热打铁，本报连续推出强势报道，1998年8月15日至8月21日，上海证券报推出了《五家基金管理人访谈录》让读者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到了基金公司高层的所思所想。该年末，本报又以“年底再看基金”系列报道，对于新基金成立以来的业绩予以回顾，分析基金投资理念和市场影响。

  通过一篇篇独家报道，读者和市场开始了解基金这个新投资群体，理解基金的长期投资理念，随着时间推移，基金持有的个股也从一买就跌，变为基金买什么股票、市场就追捧什么股票。1999年，新基金走出低迷，成为市场的“主力机构”，本报也在基金报道领域树立了行业的强势位置。

  2000年牛市过后，随着基金行业的高速发展，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也渐渐浮出水面。上海证券报则在第一时间予以披露、督促基金行业改正、提升。

  2001年，面对愈演愈烈的基金利用规则漏洞竞争增发份额的状况，本报署名记者高山发表了《8基金申购超10亿股 深高速增发有缺陷》，对于深高速增发中，部分基金利用信用申购的规则漏洞，超比例申购的做法和风险予以披露。该稿子见报后，时任证监会基金部主任张景华悲情直书《给各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的一封信》，连用10个“呜呼”对部分基金的不合理行为予以批评。此后，基金申购增发和新股规则作出重大调整，信用申购的做法被取消。

  这仅仅是本报对基金报道的诸多力作之一。

  仅在2001年6月和7月，署名高山的记者再推《机构投资者资金解冻早？一级市场有三大谜！》《基金业首次大面积亏损 13只基金净值负增长》等报道，均为行业内最早关注相关问题的报道，不少报道最后都促进了相关规则的调整和完善。

  “我们做监督型报道的目标，不是希望从某个角度打垮基金行业，而是希望基金行业能够及时正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瑕疵，及时改正，更好的为基金持有人服务。”杨大泉说。

  2005年后，A股市场进入新一轮上涨牛市，基金成为新一轮牛市中的“超级主力”。本报的基金报道的任务和形式也日趋多元。基金报道重点从公募基金逐步扩展到QFII、QDII、社保基金、基金专户、乃至专户一对多产品上。从报道内容上，除了行业和产品信息分析之外，更加前瞻的提示投资机会和投资风险，也成为本报的报道内容之一。

  2007年市场高峰时，本报连续刊登文章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辩证看待基金首发和持续营销的热潮。2007年9月起，对于基金快速发行快速建仓的进取策略，本报予以了重点关注。对于首批QDII基金狂热募集中的风险，本报是少数从发行开始就提示投资者保持冷静的媒体。

  承袭了过去十三年的基金报道经验和历史，我们有信心把专业、客观和影响力延续到未来的基金业报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