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2005年6月27日。这一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出现了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身影。这是自1992年证监会成立以来，证监会主席首次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中外记者。整场会议中，无论是尚福林的讲话重点还是媒体提问的焦点，都不离开两个字——“股改”。

  因为“股改”，中国证券市场掀开了新的一页。2005年，也被历史定格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股改元年”。

  ⊙赵一蕙

  回想起来，2005年突然启动股改的那一天，宛如“平地一声雷”，就此炸出了一个全流通的新时代。股改前所未有，以后亦不会再有——“摸着石子过河”，对于管理层和资本市场是如此，对于见证了整个股改过程的《上海证券报》何尝不是如此。

  它将市场最初的震动、其后的喧嚣、改革的足迹、全流通的到来一一记录，将股改中一幕幕生动的画卷予以清晰地呈现，全面见证了全流通时代的来临。

  2005年4月29日，整个市场还弥漫在长假到来前的闲暇气氛之中。谁也没料到，股改就这样突然降临。

  接近下班的时候，证监会正式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转眼间，这则不满2000字的通知便被各大网站头条转载。

  “市场人士期待已久的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终于宣布正式启动”——第二天上海证券报的报道以此作为导语，也是整个股改报道中的“第一篇报道”。据当时撰写此文的本报记者林坚回忆，股改的启动对记者也“瞒得很好。”直到4月29日股改启动当天上午，林坚本应赶赴上海参加一个会议，但因得知“股改”可能会有消息，他决定留在北京“待命”。“当时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股改是什么意思。我为此还做出了不少解释。”林坚说。

  事实上，无论是市场，还是新闻工作者，“股改”都是陌生的。那个时候的《上海证券报》编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股改”这两个字出现在版面上时，自动校对系统总是不停地报错。

  “就在中午时分，接到消息去证监会开会，才知道股改启动了。”距离证监会晚间正式发布股改启动的消息，《上海证券报》等媒体的获悉时间也只不过提前了几个小时。尽管表面突然，但其实自从国有股减持方案失败后，证监会当时痛定思痛，就一定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在周小川任内，证监会开始了广泛的大讨论，当时证监会规划委征求了4000个方案。而尚福林上任后，做了大量调研工作，证监会“表面波澜不惊”，事实上已经制定了股改的初步方案。“当时证监会真的是埋头做研究，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还犯愁怎么去拿点消息。而在4月29号当天的会议上，我十分详细地整理了录音，然后配合正式启动的稿件，最后结合起来成稿。”林坚说。

  股改一经启动，《上海证券报》迅速成立了股改报道小组，对股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报道。尤其是股改启动后，证监会确定了4家股改试点单位，这批公司成为重点关注对象。2005年5月9日，三一重工、紫江企业、金牛能源（冀中能源）、清华同方（同方股份）四家公司在“五一”长假后首个交易日停牌，究竟谁将成为“股改第一股”？据当时股改报道小组的成员回忆，当时报社的驻地记者纷纷赶赴现场，与上市公司第一时间取得联系。

  “股改是个陌生事件,媒体都没有经历过，但我们当时就知道，一定要从专业的角度进行报道，不能随波逐流地博取眼球效应。”全程见证三一重工股改，进行大量一线报道的本报记者赵碧君如是说。

  作为一家历来不缺乏故事，也行事高调的公司，三一重工非常重视是否能获得股改“头单”，由于采取“统一组织，分散决策、类别表决”，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点是否能达到就至关重要。对此三一重工没有少做工作，当然也会被误解。“我们的报道主要涉及对价的核心，也本着给新生事物以呵护的意思，将积极的意义传达给市场。事后公司的高管也说起过，不希望媒体进行误读，而是聚焦于股改的初衷和原义。”赵碧君说。

  2005年6月10日，三一重工召开股东大会，“10送3派8元”的方案修改为每“10送3.5派8元”并承诺且主动提高减持门槛，而现场会议上，三一重工的股改方案最终获得93.44%的高票通过，由此成为中国股改射出的“第一箭”。

  “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一个是公司非常紧张和重视，会议动用了安检门等设备，已经超出了股东大会的必要，但开会之前，公司还邀请了李谷一演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助兴，反而是一种欢快的气氛。这个对比非常强烈。”赵碧君说。而另一个不同就是投票箱。三一重工的投票箱采用全透明的有机玻璃，就是为了显示透明公开。

  随着三一重工方案获得通过，6月17日，首批四家试点企业全部完成了试点方案的投票程序。仅仅两天后，即6月19日，第二批股改试点的42家公司又火速出炉，其中既包括10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又有长江电力、宝钢为代表的中央企业入选。

  然而，当时市场上依旧存在不少反对声音，关于股改对价、股改是否造成国资流失等问题，各界存在激烈的争辩。而随着股改的深入，对股改出现的问题，本报也在第一时间加以报道、分析和阐释。《上海证券报》率先就“股改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展开讨论，不但澄清了一些错误和片面的认识，还提出中央和地方国资管理部门应积极推动股改，对国有上市公司应引入市值考核机制等建设性意见。而在股改后期，当市场对“新老划断”时间过分恐慌时，《上海证券报》又给予了权威和明确的阐述。

  报道贯穿了整个股改前后。在整个股改过程中，本报以特别报道和系列报道形式，先后开辟了“迎接G时代”、“股改一周年”特别报道、“股改新思路”、“专家访谈”等专刊、专栏，关注股改各方面问题。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为总览股改全貌、研究股改得失、丰富读者阅读提供了较为全面的信息。

  2006年6月19日，首批完成股改的G三一1093.69万法人股在当天解除流通限制，其股东之一的无锡亿利象征性地抛售100股G三一股票。“当时无锡亿利的董事长姚大川在接受采访时非常激动，因为抛售100股G三一的特殊意义，它代表了开辟了全流通的先河。”当时第一时间赶赴长沙的本报记者何军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而截至2006年末，两市93%的公司完成或者进入改革程序。

  作为媒体人，我们全面见证了全流通时代的开启过程，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对“股改后”时代的报道稳扎稳打，坚持不懈，为推动这个市场的稳定有序发展而不懈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