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周良

  作为一名记者，一名中国的记者，我从来没有像近几年这样感到如此的自豪且富有成就感。

  时光倒回2007年5月的华盛顿特区。晴空万里，生机盎然。

  没有人会想到，一年之后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会从这里席卷全球。而此时此刻，全世界媒体的关注目光都聚焦在华盛顿一场双边的“战略经济对话”，会晤的双方分别是中国和美国，也就是在金融危机后被称为“G2”的两大经济体。上海证券报也有幸成为极少数中国国内平面媒体之一，亲临现场见证这一盛事。

  第一次到美国采访，过程的艰辛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由于没有先例，所有大小事务都是我自己一手操办，从签证、住宿、机票交通到联系采访、报名参会，等等。好在经过2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辗转五个机场，我终于在会议的前一天也就是5月21日顺利抵达华盛顿，并在会议当天发回了“QFII额度上调至300亿美元”的第一时间独家报道。这一次的成功经验，也为我报道此后的几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中美在历次战略经济对话上达成的一系列经济和金融合作协议，见证了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体系的坚实步伐。仅以QFII为例，过去五年，中国批准的QFII总家数和额度都翻了一倍，而QDII也在2006年年底破冰起航。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的QFII和QDII家数总计近200家，总投资额度近千亿美元。同样在这几年中，中国启动了史无前例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也在大踏步前行。

  一年后的2008年的5月，刚刚赴美报道完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我，带着提前策划的有关美国“次贷危机”是否见底的课题，前往世界金融之都曼哈顿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深入采访。

  5月底的一个雨过天晴的夏日午后，我在距离时代广场不远的纽约第四大道雷曼兄弟全球总部大楼采访了时任雷曼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的伊森·哈里斯，后者在当年华尔街经济学家中排名第一。温文尔雅的哈里斯在当时提出了一个观点：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刚刚开始！他还大胆预言，美联储还会进一步降息，而当时市场普遍认为，已降息至2%的美联储会启动加息。

  如果读者能够对当时的报道引起足够重视的话，那么可能对自己的投资决策会有一定的帮助。

  半年后的11月，当我再一次来到华尔街，来到几个月前到访过的雷曼总部大楼，哈里斯早已离去（后来证实其转投美银任首席经济学家），而雷曼总部大楼也已摇身一变，成了英国巴克莱银行的家产。在这场华尔街近一个世纪来最惨烈的危机中，雷曼轰然破产，美林被美国银行收购，美股暴跌，道指跌破万点。紧接着的故事大家也都很清楚：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全球央行集体救市，美联储从2008年10月开始连续降息，并在当年年底开始实施零利率；G20召开全球峰会，讨论拯救世界经济……

  2009年4月2日，伦敦的G20峰会会场。作为中国记者的我，头一回感受到了如此的“优待”。在大会新闻中心，专门预留给中国记者的座位占了整整一排半（大会的媒体座位一共也才十排左右），配有宽带网络和国际长途电话的办公桌上，印有“CHINA”和五星红旗的铭牌被放在醒目位置。在其他G20国家中，能享有如此待遇的只有美国和东道主英国。

  记得在2008年11月在华盛顿报道第一次G20峰会时，当时一位德新社的记者问我，有没有发现当天G20拍摄的“全家福”有什么讲究。经他的解释，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站在前排中央位置、紧挨着东道主国家元首的，不是日本、英国或是其他任何发达国家，而是中国和巴西。而如果耐心地去翻看一下迄今为止已经召开的五次G20峰会的“全家福”，中国和巴西的国家元首无一例外都站在前排最中央的位置。

  你可以说这只是巧合，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场旷世金融危机，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冲击和阵痛的同时，也在给国际经济和金融格局带来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中国。

  用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话说，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机遇，远远超过了挑战和风险。

  回顾过去五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中国并没有在金融危机中被冲垮，更没有像一些“中国黑”危言耸听的那样出现“崩盘”。恰恰相反，得益于中国在危机中负责任的态度和及时有效的政策应对，中国迅速从危机后的世界脱颖而出。去年，中国经济总规模首度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同年，中国在IMF和世行的投票权都升至第三位。

  作为一名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我很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宝贵机会亲历和报道重塑世界经济的这场旷世危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报道帮助读者拨开了迷雾，看清中国及全球经济的脉络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