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过度依赖中国？——是的，某些美国舆论对美国经济过度依赖中国的炒作很快就在太平洋彼岸激起了波澜。《悉尼先驱晨报》7月7日就载文警告说，澳大利亚已形成了“双速拼凑经济”（dual-speed and patchwork economy），而且过度依赖中国的矿产需求。其实，倘若在全球经济走向的背景上考察这几年澳大利亚社会环境演变，与其说澳要担心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不如说更应担心失去这个天赐的宝贵客户。

  中国已连续数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据澳外交和贸易部统计，2009至2010财年，中澳双边贸易额达903.3亿澳元（1澳元约合1.07美元），中国购买了澳大利亚四分之一出口货物和服务。而据中国海关统计，去年中国进口澳矿产品474.1007亿美元，占同期从澳货物进口总额的77.9%；今年前5个月中国进口澳矿产品占同期从澳货物进口总额的78.1%。但这是中澳双方企业自主贸易的结果，中国从不曾动用任何强力强迫澳签署任何不平等贸易协定，相反，中国入世时被迫接受了多项不平等的歧视性条款，包括在中国入世后一定年限内不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老成员方可对中国产品发起特保措施、中国须取消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等等。作为先于中国加入的世贸组织成员方，澳也由此享受了对中国的不对称优势，若因此指责澳大利亚经济对中国过度依赖，则未免对中国太不公平。

  其实，作为买主，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贡献并不局限于矿产品和货物贸易，而是同时在服务贸易等多项领域都成为澳名列前茅的客户。据澳统计局5月公布的数据，去年澳对华服务贸易出口额达59.54亿澳元，比上年增长10.32%，中国首次成为澳服务贸易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个数字已超过了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度自澳大利亚货物贸易进口除矿产品之外的任何一个部门。特别是，去年澳大利亚教育出口176.85亿澳元，其中对华出口44.28亿澳元，中国连续10年蝉联澳教育第一大出口市场。

  正因为如此，作为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澳大利亚该庆幸离中国不太远，与拉美、非洲同行相比，在进入这个最大市场时具有一定地缘优势。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澳大利亚该做的应是抓紧中国这个大客户，而不是驱使中国远去。初级产品这一轮牛市已历时9年，持续时间之长，世界经济史少有，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尾声，5月以来初级产品市场的震荡就表明了这一点。等到初级产品牛市彻底终结，澳大利亚那时会痛感这样一个大客户对自己多么重要。近来，从澳政界、商界和舆论界，我们看到了一些澳大利亚人在努力推进中澳关系；而为了与中国建立互利、稳固的长期经贸关系，堪培拉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按常理，在商业活动中“顾客是上帝”，但中国这个最大客户在澳别说有“上帝”的感觉，甚至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来自澳大利亚的接连不断的摩擦，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怀疑与澳合作是否一厢情愿。交一个朋友很难，毁一个朋友很容易。倘若中国社会正在涌现的这个看法成型固定下来，那么中国企业在寻求贸易伙伴时会优先选择别国而不是澳大利亚。为了改善中国社会对澳大利亚日益滋长的不良观感，除了在经贸领域的努力之外，澳政府还需要减少过多的军事活动，尤其不要堂而皇之以“中国威胁”作为增加军费开支的理由大肆宣扬，不要让中国觉得澳决心把自己捆在美利坚战车上与中国对抗。

  为因应初级产品牛市可能终结并对澳大利亚经济产生重大冲击的前景，澳政府有必要适时重新审视、修订过分苛刻的外商投资法规，推进投资自由化，降低投资成本，增进市场竞争。相信只要澳大利亚修订过分苛刻的外资法规，中国投资能够凭借自身竞争力赢得更大空间。

  当然还需修订过度僵硬的劳工法规，准许建设项目输入外国工人短期劳动，以消除技术工人缺口的约束，增进自身人力资本和竞争力，同时抑制劳动成本增长失控。在2200万人口中有23万人失业超过两年，25万户家庭成人至少一年没工作的情况下，适度输入短缺的技工，对澳大利亚经济社会有益无害。

  尽管存在不少摩擦，但中澳经济和资源禀赋的互补性决定了中澳经贸合作依然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澳外长陆克文（Kevin Rudd）5月在广州的演讲中就提出澳中经济关系进入2.0阶段，主张澳中经贸关系应扩展到金融服务、旅游及农业。斯言是也。事实上，中国多年来也一直在为签署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而努力，希望澳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劳动力流动等方面给予更好条件，以便降低中国商品和投资进入澳大利亚的成本，中国企业在计划进入澳大利亚建设项目时也不至于为劳动力成本太高、技工缺乏和建设效率比国内低太多而觉得棘手，甚至因为觉得不合算而干脆放弃项目。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