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

  虽说加息和提升准备金率是扭转通胀的“利器”，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要提振经济，还需要激活市场的措施。

  首先，加息固然可以在短时期内引导部分流动资金转变为储蓄，但还未改变负利率的局面。再说，储蓄的资金还是要从银行再放贷出去，随着存入—贷出次数的增加，更大量的货币会被银行创造出来，过剩货币追逐少量商品的局面依然存在。其次，加息可能会增加部分企业的资金成本，降低流动性，但对于那些依靠借贷开工的政府项目以及大型国有企业，银行依然得以优惠利率贷款。否则，“半拉子工程”就会大量出现。可见，即使加息幅度再大些，过剩货币并不会自动退出流通。原材料和大宗商品、收藏品也许都是投机好去处。近期艺术品拍卖的天价迭出就表明，通胀的内涵早已超出了生活必需品的范围。

  从现实来看，通胀一旦形成便难以驾驭，因为存在着三个不均衡。第一个是货币非常不均衡地掌握在不同人们的手中。简单而言，一小部分人通过各种方式在短时期内拥有了与其人口比例很不相称的数量庞大的财富。第二个是超量货币会不均衡地在某一时间集中于某个商品或某个市场。这是因为货币流入经济时有黏性，不造成某些商品价格的暴涨或被疯炒。第三个是市场反应不均衡。遏制通胀，必然要经历这三个“逆向”的不均衡，而非利率一加，就“药到病除”这么简单。

  说到底，通胀是货币服务与货币之间的失衡。要从根本抑制通胀，一方面要通过加息等手段减少市场上流动的货币；另一方面则要增加货币与服务的供给，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

  然而，在反危机的扩张性政策中，大面积的资源错配已经发生，当资源被大量配置在生产率低下的项目上时，未来就难以提供足够的产品和服务。再加上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遭遇到用工荒、融资荒、电荒和高成本、高税费的“三荒两高”困境，民间资本开始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导致民间经济热钱化、产业空心化、经济泡沫化。从而使得供给恶化的局面日益加重，单纯控制货币数量已经无法改变市场结构的失衡。

  可见，抑制通胀需要“两手都要抓”，一手大力收拢货币，一手要激活市场，增加供给。好在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市场的不完善反倒留下了一些调整空间。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开放市场可以将国内经济体内中闲置的资源动员到市场上来，靠新增的商品与劳务吸收过量的货币，从而缓解治理通胀的阵痛。

  从国内资源来看，体力劳动者和土地要素的成本都在上升；比较富裕和经常闲置的只是资金和高学历劳动力。虽然高学历并不代表高能力，但绝大部分博士生、研究生和本科生具备了一定专业技能，个别人也富有企业家精神，他们所缺乏的只是专业市场和实践经验。这些人无法就业，并非“天生我材没有用”，而是因为适合他们的市场被封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还有哪些市场需要开放和激活呢？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国有垄断企业。事实一再证明，开放市场，增加竞争并不会“搞乱”中国经济，只会使三大石油公司的效率提升得更快。就如标准石油公司的解体并没有损坏20世纪初美国经济一样。其次，需要开放那些影响民生的高壁垒的专业市场，特别是教育、医疗、文化。一方面幼儿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挤破门槛，另一方面高学历毕业生无处安置，这显然是由于市场管制引起的资源配置扭曲。

  借用钱钟书先生的一句诗：“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通货膨胀，也许带给中国的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机会和勇气，从长远来看，治理通胀，或许有利于改变货币在人群中的分布，有利于社会公正和效率的实现。（作者为广州景基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