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决策固然要充分重视短期经济数据释放的信号,但也应避免对经济数据的过敏反应。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策略选择来说,治理通胀和确保有效经济增长当然是施政的重要着力点,但经济战略转型的系统性工程却不可须臾懈怠。因此,建立起能消除经济运行大起大落的有效机制,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和自主性,已是刻不容缓。
章玉贵
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确实不乏隐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5.4%的数据与去年上半年2.6%的CPI同比上涨相比较,着实令决策层忧心。关于通胀是否已经见顶以及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会否发生转向的争论,折射出评估和驾驭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经济体的超高难度。不过,如果仅把眼光放在猪肉价格上来管控物价,未免短视,因为近期猪肉价格的暴涨只是经济运行中长期困难的阶段性表达而已。笔者认为,肩负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两大使命的中国经济,在滋生通胀的诸多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之前,别指望能远离通胀。
当然,上半年的中国经济运行,放在中国既往增长周期和世界范围内观察,还是有不少亮点。9.6%的GDP增幅足以傲视全球主要经济体,工业生产和城乡居民收入也保持了较好的增长势头。一直紧盯中国发展态势的李光耀日前就预测说,中国经济规模可能在10年内追上美国,20年内可以超越美国;比较懂经济的新加坡副总理尚达曼则认为,未来10年 中国将在中高端制造业崛起,并结束其一贯向发达经济体大举出口资本的做法,这两种转变都会对全球带来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笔者认为,撇开中国经济超越美国这个问题,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显然远比其他经济目标更为重要。
未来一段时期,只要中国通过有步骤地启动深层次改革,确保经济强劲而高质量的增长动力一定会显著释放出来。为什么这样说?不妨首先分析一下国内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和西方分析师们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和形势判断的背后逻辑。在他们看来,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人员总数超过2400万,按照8%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解决1200万人的就业,但仍有1200万供求缺口。如此沉重的就业压力,使得政府对经济增长数据格外敏感,只要经济走势稍微不好,政府势必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来对经济进行热启动。而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因应对策来看,的确是在按照凯恩斯主义思维来启动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即便是极富刺激色彩的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仍然非常关注经济结构调整。例如从那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项工作内容来看,短期内中央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8%的经济增长底线,中长期来看,中央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防止中国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寻找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只是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各级政府并未深刻理解并贯彻这个精神,没有在转变经济增长观念,采取切实措施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等重要环节上下大力气,其结果,凭借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尽管成功地避免了类似日本那样的经济雪崩,但付出的短期代价与中长期风险恐怕一点也不容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表面增长的;至于经济失衡状况进一步恶化,民间投资渠道的狭窄,以及由于流动性过剩引起的通胀抬头,却没有在各地政府的整体经济政策考虑之中,于是造成了经济调控难度的加大。
其实,在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十二五”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之后,宏观经济政策既要关注短期经济目标是否靓丽,更要关注可持续增长能否实现。若是因为担心经济指标下滑而重走刺激经济老路,不仅会付出系统性经济风险上升以及内外经济失衡加剧的沉重代价,更有可能在失去结构调整良机的同时错过中国增长动力成功切换的时间窗口。
一段时间以来,央行面对通胀上涨势头表现出的某种政策困境,其实是在为经济内外失衡的负效应买单。看相关货币数据,尽管上半年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相比去年同期已有大幅下降,但上半年超过30%外储增幅却一再折磨央行的神经。估计下半年外汇占款月均将达3000亿元,公开市场到期资金可能为1.62万亿元,这样,大约有3.4万亿元新增流动性需要对冲,你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执行起来难度有多大?
可见,宏观决策固然要充分重视短期经济数据释放的信号,不过也应避免对经济数据的过敏反应。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策略选择来说,治理通胀和确保有效经济增长当然是施政的重要着力点,但经济战略转型的系统性工程却不可须臾懈怠。唯有建立起能消除经济运行大起大落的有效机制,才能拨开增长和通胀的迷雾。
然而,这些年来,在促进经济增长是各级各地政府第一要务的宏观背景下,对投资和出口的偏好是普遍的政策认知并被一贯执行。其结果,中国每年创造的新增GDP中来自投资的比重高位难下,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80%!笔者估计,中国去年将近6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中,真正有效率的比重恐怕不会超过30%。
当然,投资效率低下恰恰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改进空间。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日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和自主性,已是刻不容缓!政府亟须加快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提升经济效率和资本积累的有效性,并运用配套的货币政策,抑制投资过热,从而消除经济运行出现大起大落的生成机制。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