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截至7月中旬，已有科技部、教育部、审计署等几个部委公布了“三公”支出。此前，国务院要求所有的中央部委在6月底前要完成公布“三公”支出的任务，地方则比照中央部委公布各自的“三公”经费。

  公布“三公”支出是预算公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5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向社会公开“三公”经费后，舆论就一直关注该方面的进展情况。这反映了人们对知情权的重视。

  理论上说，政府的预算收入来自于纳税人上缴的税收，因此，公开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整个政府预算，使之接受民众监督，乃天经地义，是政府当然之责任。但在实践中，由于长期把政府预算看作国家的机密，大众根本无权知晓，“三公”支出的公开也就千呼万唤出不来。

  其实，“三公”消费是一面最好的镜子。从政府履职和运转角度而言，是需要一定的“三公”支出的。如果这个支出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公共服务，哪怕因此多花一点，想必公众都不太会有意见。但从上面公布的几个部门来看，目前“三公”消费很多与政府的履职并没有多少关系，有些纯粹用于工作人员的个人福利。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仍有很多中央部门迟迟未能公布“三公”支出。这对政府的公信力有明显影响。因此，如何确保“三公”经费的亮相不“卡壳”，顺利出台，更进一步，成为一种惯例，接下来就成为我们需要从制度上考虑的事情。除此之外，还应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公开，以及公开后对所存问题的改进。

  乐观来看，由于有国务院的规定、舆论的压力以及已公开部委的“榜样”，尽管时间已经押后，但相信其他部委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最后都会公开自己的“三公”消费。这一点不用怀疑。但如何公开、公开的质量怎样，却是大可讲究的。

  从上述几个已公开的部门看，除审计署外，公开的项目非常简陋，明显有应付性质，这样的公开对民众的监督起不到多大实质作用。必须有对公开项目的进一步细化和说明，以防止在“三公”消费公开上做手脚、玩花样。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仅有公开而问题得不到改进也不行。如果年年公开，年年同样的问题存在，就如现在审计查处的问题一样，这样的公开意义也不大。包括“三公”在内的预算公开的目的，不仅是让公众知道纳税人的钱政府是怎么花的，用在了哪里，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开遏制政府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使纳税人的钱用在该用的地方。为此，需要完善预算公开的制度和程序，在问责上下功夫。

  首先，建立硬性约束机制，对不能按时公开的部门，以及对公开后发现动用公款进行“三公”消费造成挥霍浪费的，要进行问责，以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过去中央治理“三公”消费效果之所以不彰，一大因素是惩处环节不到位。

  其次，立法规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方式、主体、时限、说明语言等，并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目前公开的内容还很笼统，应该完善预算科目，细化具体项目，特别要严格限制以“其他支出”笼统化、模糊化“三公”支出，能列入相关细目的必须列入，不得化实为虚，化零为整。

  同时，公开的模式、说明等，也要做到“通俗易懂”，不能如同天书一般，公众看不懂。此外，明确规定公开的时间表和每个公示周期的最后期限，防止有关部门将陈年旧账拿出来“忽悠”公众，或者故意拖延、拒不公布。

  第三，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将财政预算内外两种管理体制统一起来，严防地方和部门私设“小金库”。财政总预算、部门预算、专项资金等全部财政收支都纳入预算管理，各类预、决算全部公开，包括每年审计出的有问题的资金项目，以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

  第四，强化人大审查监督的力度，各级人大要承担起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突出审计独立监督的职能。这就需要我们尽快修改《预算法》，《审计法》等法规，使之相衔接和配套，成为能真正实施和违法后追究责任的法律。

  最后，还应加强舆论的监督力量。

  近年来，随着预算民主化的推进，从中央到地方，预算公开的力度在不断加强。但财政预算公开工作进展不平衡，公开还不够细化，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对“三公”经费的公开，必须从整体上有严格的制度、措施安排，从而确保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之实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