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6月CPI指数创下6.4%的新高度，金融市场各方对我国通胀压力的理解和前景走势的研判，分歧非常大。乐观者认为，配合当下我国较低的M2增速，剔除翘尾因素和食品等短暂性的因素，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将使得我们最终在三季度迎来这一波经济周期的通胀拐点。悲观者则认为，通胀预期一旦形成，矫正起来就是“病去如抽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胀或许都会在高位运行，如果外部经济不利，我国通胀形势会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同步性得到了空前强化，各种冲击扰动因素在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传导也变得越来越快，各种防火墙的作用也在日益被削弱。

  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通胀形势的下一步走向，很有必要解剖当前国际经济几个热点问题。

  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基本上是各主要经济体政府应对这次经济危机的标准措施。参照以往的经验，危机之后必然伴随着长期缓慢的全面去杠杆化，这个过程的特征就是产出下降，物价回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居民消费下降。换言之，受到打击的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低潮，直至资本积累回复并开始新的一波经济周期，重启经济复苏繁荣之路。但是，这一次由于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积极扩张政策，这个缓慢而痛苦的去杠杆过程实质上变成了私人部门的杠杆化向公共部门转移。如果在反周期经济政策效果尚未消退之时经济结构未能有效转变，那么通胀悲观论者的论断就会变成现实。信贷扩张总有政府力有不逮的那一天，在刺激经济过程中沉淀的大量货币如果不能转化为新的实体资本和生产能力，则会在经济参与者的预期改变之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通胀压力。恶性通胀和对实体经济的重大伤害，恐怕会是这个剧本的唯一结局。世人看到这种灾难性事件发生概率在逐渐增加的鲜明表现是，南欧几国债务危机的扩散蔓延，美国两党之间最近关于是否提高债务上限的交锋博弈，还有不断增长的金价。

  但在通盘考虑外部的经济因素之后，值得庆幸的是，规避悲观论者的预言并非毫无可能。在长期来看，全球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重回可持续性的增长。要想避免悲观论者的预计，唯一的希望是重建在危机中受到伤害的经济基础，维持各国居民生活收入水平的稳定乃至持续性的增长，为全球下一个周期的经济扩张提供可靠的市场需求基础。

  人类历史上的恶性通胀，几乎都与政府的超发货币，变相“逃债”有关。一战之后的德国，因为根本无支付凡尔赛合约中规定的天价赔偿，是当时发达工业国家中品尝过恶性通胀的唯一国家。最近的事例是津巴布韦经历的恶性通胀，这与其国内动荡的政局息息相关。不论美国还是欧洲，目前都没有通过“制造”通胀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债务危机的“智慧”和勇气。欧洲央行已经先于美联储朝着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这轮经济危机之后，欧元区迄今已加息两次，向市场释放了一个遏制通胀的强硬信号。美国则如期在今年六月结束了始于去年的QE2。尽管伯南克在最近一次美联储会议中的“如果经济继续不振，就可能推出进一步刺激计划”的言论被坊间解读为可能在为下一步量化宽松政策做舆论准备，但从伯南克第二天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为其之前言论“消毒”的举动来看，美联储在进一步宽松政策上的态度也是相当保守的。尽管对于欧洲率先开始紧缩颇有微词，认为不能伤害经济长期的增长基础，奥巴马政府日前也正式推出了美国版的政府开支削减方案，尽管较之初始规模大大缩水，新方案也希望在未来十年削减1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外部世界创造的流动性，已经过了峰值，紧缩之路虽未迅速铺开，但是也已逐渐浮现。全球流动性的总规模在未来会逐渐下降。这无疑会大大减弱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国家面临的热钱压力。不仅中国一家面临转型问题，美国，欧洲也都面临各自的经济结构调整。欧元和美元会在短期内承受一定的压力，但是却不会出现崩溃的局面。

  一种货币的内在价值，在长期只取决于发行该种货币的国家或地区的单位劳动生产率。不论是美国还是作为欧元核心成员的德国，在劳动生产率上面都仍然是全球的翘楚，这也成了美元和欧元的长期内在价值支撑。而随着这两种货币的企稳回升，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和粮食价格走势也将趋于疲软，当会减弱我国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笔者据此判断，我国在下一个阶段面临的外部经济通胀情况或将有所改观，这将为我国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减缓通胀压力，提供较为友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