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借贷现状”调查完结篇

  一面是信贷资金“饥馑”，一面是民间游资“过剩”，在货币政策持续收紧之下，全国不少地方今年遭遇了中国式的不对称“钱荒”：中小企业融资难呼声迭起，民间借贷火热异常。

  民间金融到底是暗流汹涌、危机四伏的“魔鬼”，还是有效补充了正规金融、缓解中小企业和百姓融资难的“天使”？

  在本报记者7月中下旬先后赴青岛、鄂尔多斯、宁波、福建等地实地调研之后，我们的感受是，尽管各地民间金融存在一些乱象，但民间金融不是洪水猛兽，各地形式多样的民间借贷以灵活、及时、快捷以及富于民间智慧等特点，弥补了正规金融的欠缺，在金融市场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疏为上、堵为下”，打击与取缔并非是对待民间金融良方，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阳光化才是上策。去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包容性增长，是寻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增长，它倡导机会平等，希望全社会各个阶层可以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我们认为，以疏导和包容的态度对待困扰尽管部门多年的民间金融问题，正是“包容性增长”内涵的一种体现。现在正是监管层拿出高度的智慧，以切实制度建设，将民间金融纳入到我国金融体系的建设当中，建立全方位普惠金融体系的契机。

  ⊙记者 毛明江 李丹丹 ○编辑 颜剑

  民间金融

  助力经济发展

  “1934年民间金融越发达的省份，在1978至1998年间人均GDP增长得越快。70年前金融不发达的省份和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速度仍然落后。”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从历史实证研究的角度，证明了民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在陈志武看来，即使是一向为人所诟病的民间“高利贷”，只要资金不是来源和借贷于赌场、毒品、腐败收入等非法途径，高利贷本身并无原罪。因为按照市场定价的逻辑，资本的利率也应该是市场竞争形成的，它要真实对应市场供求状况。所谓“高于正规金融机构利率”的说法，并不能抹杀其合理性。

  “民间借贷的问题不是正义与否的本质问题，只是合法与否的技术问题。”青年学者邓海建认为。

  有统计显示，非国有部门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占比不到20%。

  邓海建表示，几乎所有商业银行的长期贷款对象都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大项目，对中小企业，通常都是一年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基本上不会提供长期贷款或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银行信贷再度紧缩，被银行系统挤出的企业贷款需求不得不转向寻求更高成本的融资。民间借贷尽管利息高于银行，但它同时也承担了比银行高的借贷风险。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天量民间财富找不到投资出口。加之眼下的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在CPI不断走高、负利率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民间借贷的收益效用自然就战胜了风险恐惧。两厢结合、你情我愿，自然如火如荼。”他表示。

  “反思前30年中国金融改革的遗憾是股份制银行都往上看，往上走，下一步应该往下走，大的金融机构是巨人，让他们弯腰给小苗(中小企业)浇水不容易。”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表示。

  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表示，在目前银根收紧的情况下，民间借贷的份额越来越高。从这个角度看，民间借贷弥补了正规金融的欠缺，而且民间借贷灵活、及时、快捷，能够适时有效地弥补一般急用资金，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

  弊大于利 民间金融阳光化生存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今年银根持续收紧后，许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到银行借贷时最大的感受。

  北大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向本报记者表示，民间借贷对中小企业的生存极为重要。据统计，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 90%以上，对我国 GDP 的贡献达 65%，税收贡献超过 50%，出口额占比超过68%，创造就业机会占比达到 80%。 这么大规模的经济体，得不到适当的融资，对经济发展而言是很大的瓶颈。

  根据薛兆丰的调研，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亲友借款，融资占比为29％，而银行渠道只有15％，信用社渠道只有6％。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 2006 年出版的《中国地下金融调查》 报告，地下融资的规模大约占到正规融资规模的三分之一。

  “这么大规模的融资活动，应该放在阳光下，纳入法律体系并予以承认、政府正式监管、在市场上能与传统银行公平竞争。在朝着这一方向走的时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开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体系的审批标准和流程，给民间资本指出一条走向合法经营、自由竞争的明路。” 薛兆丰说。

  陈志武认为，监管部门应该做的是疏通，是为民营金融和金融创新放松管制、提供宽松的金融发展环境，而不是堵。一旦民营金融从地下走向阳光、走向合法，民间金融的契约风险就会降低。

  “研究表明，禁止民间借贷只不过增加了金融交易的风险和成本，减少了资金供给，使高利贷利率变得更高。这种结局跟禁止民间金融的初衷正好相反。正确的办法是按照股东权益保护的思路，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去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不是打击他们。”

  在他看来，今年以来，中国各地民间借贷的繁荣是好现象，应该要鼓励，这样真正地让民间金融能够有更高的回报，与正规的金融形成一种竞争，结果是更多的帮助民营经济增加社会就业。央行和银监会，还有各个地方的金融办等，都应该从非常积极、正面支持的角度给民间金融平台提供更多方便和制度保障。

  立法护航 尽早出台《贷款通则》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最新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民间金融合法化正当其时，应当从法律上为民间资本正名。

  该报告称，要从实质上促使民间金融“阳光化”，还需加紧筹划与适时推出《民间融资法》、《放贷人条例》等法规体系，从法律上明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和正常民间借贷的界限，从而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在加强监管、不断完善对其管理的同时，为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约束和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促进正当的民间金融活动摆脱灰色金融的身份，充分发挥其拾遗补缺的作用。这既可以打破目前信贷市场所有资源都被银行垄断的局面，也有利于国家全面掌握金融体系的实际情况。

  “我呼吁《贷款通则》尽早出台。我国监管层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定其实在持续演进。按照央行以前的规定，任何个人和机构组织未经监管当局的批准，不得从事借贷行为。随后，从全局和长时间的历史看，民间借贷正面的作用高于负面的作用，因此央行提出，允许民间借贷的存在，但是要规范引导，同时要打击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杜晓山表示。

  他说，曾经各方提议《放贷人条例》，但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后来改成《贷款通则》，将《放贷人条例》的相关内容一并放入《贷款通则》里。但是目前看来，《贷款通则》也不是近期就能出来。

  “我认为，实际上《贷款通则》的难产，最重要的问题是监管当局以及有关部门对于问题的认识不统一，这是问题的实质，应该加强沟通，多做调查研究。从中国的经验看，就该问题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地负责。假如只有一个协调机制，这不行。”

  他向本报记者表示，实际上国外有很多相似的政策规定和规章制度，可以把各国、各地区的资料汇总，在这个基础上把中国发生的民间借贷的行为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然后分析出哪一类行为利大于弊，哪一些行为是弊大于利的。然后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容易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现象和后果，把这些问题梳理清楚。

  “比如到底利率是4倍以内还是再放高一点？如果做民间借贷的是非金融机构，是否允许借钱放贷；或者是怎么防范洗钱、暴力追债，以及非法集资？”

  创新金融监管 放宽金融准入

  在上述央行人士看来，金融监管及创新不足，直接影响到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缓慢，如何引导民间资金流向支持领域的中小企业是关键。

  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此前曾表示，长期以来，金融监管存在对民间金融的不合理限制。她就此称之为，金融压抑。金融压抑除了金融市场发育不足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还有过度监管限制的问题。

  “很多监管政策，往往是出于监管者的方便，最终压制了经济的发展。对于决策层来说，必须思考一些基本问题：金融监管的目的是什么？是只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金融零风险，还是为了市场更好地发展?在我们看来，监管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支持发展。”她说。

  “下一步应该在国家监管体制上下功夫，有所创新。监管不创新，带动不了金融机构和体系及产品的创新。”上述央行人士认为，应把民间资本准入金融门槛降低，并建立微型金融监管格局的概念，监管体制上设置分层监管，对微型金融出台独立的管理办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认为，解决小企业的融资一方面要靠提高大中型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比重，另外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金融机构。

  银监会一位人士也建议，要让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微型金融领域，今年早些时候，《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又称“新36条”)中也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

  “在资金的供给方，那么多企业和自然人手中有钱，但没有投资金融领域的门路。在资金的需求方，那么多中小企业嗷嗷待哺，却没有相应的融资和金融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缺乏一种桥梁，致使资金供给方和资金需求方隔河相望，有资金无法流动，有市场无法响应。这客观上要求我们去创新金融服务，用另一种思维来破解这个难题。”

  上述央行人士认为，要想发挥民间资本的优势，那么突破口只能选择在微型金融领域，即中央有关政策一直倡导的微小型金融机构，如社区性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服务机构领域。这个领域是民间资本投资的沃土，可以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作用。

  去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并致辞，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今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胡总书记再次详细阐述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是寻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增长，它倡导机会平等，希望全社会各个阶层可以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普惠金融体系的建设或许可以成为包容性增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普惠金融体系，是指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它强调的是这种金融体系的包容性。过去，传统的金融体系，主要由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基金公司组成，而这类金融机构主要是为富人服务的，而贫困人口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下却很难获得与之相应的服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拓展当前传统金融体系的边界，将微型金融和小额信贷一起纳入到我国金融体系的建设当中，使之成为为社会各阶层服务的普惠金融体系。”前面提到的央行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