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21世纪全球经济格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金融危机更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已占到了约50%。据IMF的数据，从2003年到2010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每年都比发达经济体高出4个多百分点。去年，代表全球GDP三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推动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

  然而，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阶段的种种“成长陷阱”，尤其在发达经济体深陷债务危机泥潭，经济长期低迷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也就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未来。因此，发展模式能否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会不会突然失速，还将面对哪些转型压力、陷阱和瓶颈，都是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决策者面对的最急迫的课题。

  2010年，按照市场汇率计，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400多美元，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而巴西、俄罗斯早就突破人均GDP一万美元大关。而在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这些新兴经济体无一例外都遭遇了劳动力成本上升、通胀加剧、货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

  作为赶超型经济，新兴经济体大都采取增加劳动力投入、加快资本形成以及数量扩张等“要素驱动型”模式。二十年前，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靠的是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斯密式增长”创造的规模巨大的全球化红利。然而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显著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由此，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已达极限，不再对新兴市场经济群体起作用，必须向全要素生产率寻求新的增长源泉。

  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一般而言，由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所决定，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那些曾经历过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陷入低速增长或停滞的主要原因，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停滞不前。有研究发现，陷入增长停滞的国家，其中有85%的减速可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徘徊不前来解释。当前，新兴经济体的技术效率都在降低，尽管资源配置效率还保持在一定水平上，但新兴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正在放缓，特别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货币升值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意味着新兴经济体生产要素价格将被重估，一些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将逐步消失，如果此时不能真正建立起国家的创新基础，又无力与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竞争，势必导致产业在低端徘徊，这是新兴经济体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因此，新兴经济体必须尽快设法实现由斯密式增长向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引领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转变，才可能突破增长陷阱，免于陷入低增长循环。

  就某种意义而言，全球经济失衡表现为全球储备与全球债务的失衡，即外汇储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过度累积和对外债务在发达经济体的快速累积。当前，除了中国拥有全球近三成的外汇储备外，俄罗斯外汇储备占比接近7%，印度、韩国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也超过或接近4%，巴西和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占全球份额都在2%以上，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储备份额总和远远超过全球储备资产的50%。然而庞大的外储非但未能有效转换为国民财富，反而让新兴经济纷纷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即所谓的“美元陷阱”）”。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之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这些“商品美元”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额回报（收益率约10%至15%）。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本币升值、热钱流入，不但进一步推高新兴经济体外储规模、加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也使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安全越来被美国债务风险所挟持，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管理财富比创造财富更重要。现在看来，如何真正与美元脱钩，推动货币互换，建立新兴经济体内部的主权货币结算制度和新兴经济体债券市场，打破“美元陷阱”和美国国债的陷阱，是保护好国民财富的根本。

  新兴经济体还须尽力避免由于福利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导致的“福利陷阱”，处理好福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前，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压力巨大，但福利增长缓慢，社会建设滞后，反映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增加，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内需不足，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因此补上社会福利的短板，推动新的社会福利改革已是新兴经济体各国的当务之急。当然，新兴经济体也需要警惕欧美等发达国家高福利模式下政府债台高筑导致的福利之殇，这需要从可持续性角度评估国家的福利模式，改革社会激励制度，兼顾“福利增长”和“经济增长”。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