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

  人生大抵如此：玩世不恭的时候，大多左右逢源，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当想要痛改前非、决心做个好人的时候，却四处碰壁，寸步难行。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今天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金融危机之前，标准普尔一向报喜不报忧，将许多有毒金融产品评为AAA级。更有甚者，对于美国的债务问题，标准普尔也一直不愿操刀相向，明显有偏袒之意。可是，当标普这次真的下调美国长期信用级别后，便成了美国政府“追杀”的对象。据报道，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会”）都在调查标准普尔公司，而且是在翻老账，要追究标准普尔在金融危机之前的行为。美国司法部甚至怀疑，标准普尔公司的普通工作人员认为应当评低某些金融产品时，高层领导非要把级别评得很高不可。

  美国证交会的调查并不可怕，因为美国证交会自身劣迹斑斑。比如，早在上世纪90年代，证交会拒绝就有偿吸引交易采取行动，结果给了庞氏骗局大盗麦道夫以可乘之机（麦道夫靠给回扣抢了许多证券经纪业务）。美国国债长期信用评级下调之后，证交会的工作人员达西·弗林（Darcy Flynn）出来揭发说，美国证交会还有销毁证据的问题。长期以来，证交会有一项政策，只要不正式立案，所有调查资料就可以销毁。据说，证交会所销毁的材料，内容涉及麦道夫以及高盛、花旗银行、雷曼兄弟和美国银行等华尔街大银行。证交会一再要求被监管对象将来往电子邮件保存若干年限，可他们自己却迫不及待地销毁材料，这如何向公众交代？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没有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那是断乎不可能的。

  美国证交会销毁调查材料，可能还有高层要保护自己的考虑，以防日后有人追查。只要没有相关材料，那就是死无对证，查也白查。 在揭发问题的弗林先生看来，证交会之所以销毁调查材料，还因为有内鬼：有的工作人员日后要改换门庭，到私营部门工作，所以就抱定多修桥、少栽刺的守则，先铺垫好关系。司法部的小辫子比较少，不容易被人抓住。司法部的律师也有下海的，但司法部的律师本领高强，其中很多是庭审律师，他们与大亨们妥协的可能性比较小。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执法机构没有追究华尔街高层领导的个人责任。现在，要想搬动标准普尔的掌门人的椅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接受询问的证人就表示，司法部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他们，司法部不准备追究标准普尔的刑事责任。 而评级机构有个最大的挡箭牌：评级是一种言论自由，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美国宪法既保护正确言论，也保护错误言论。

  如此看来，尽管司法部的调查可能是虚晃一枪（司法部对华尔街的调查很多时候是虚晃一枪），但有人希望，司法部的调查至少能起到敲山震虎的所用。标准普尔如果再要下调美国的信用级别，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了。此外，许多人还希望，标准普尔等评级机构至少还是有几件事情可以改进。首先，评级机构为金融产品评级时，由发行金融产品的公司向评级机构支付费用，这就有了利害冲突，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因此有一种观点是，费用应由购买金融产品的一方支付。再有，标准普尔是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 Companies）的子公司，既然评级机构应保持独立，有人就为此敦促标准普尔赶紧自立门户，不该再隶属于大公司。

  各方指责美国执法机构打击金融违法行为不力，但美国执法机构真要调查不法行为时，又有人怀疑他们动机不纯。这是这个时代的诡异和悲剧：资讯过于发达，相关利益过多，很少有人能占有道德制高点，指点江山，挥斥方雄，可以毫无顾虑地批评这个世界上的坏人坏事。就拿美国证交会那位自曝家丑的弗林来说，有人就认为他是个不道德的告密者，动机不纯，出于私利。弗林先在美国证交会稽查部门工作，后调到档案部门。档案部门是个清水衙门，弗林可能多有不满之处，所以反戈一击。弗林已聘请了律师，并要求美国政府向其提供保护。显然，此兄受到的压力不小。不过，按照美国联邦政府鼓励保护告密者的法律， 弗林可以获得一笔巨款，足以保证日后衣食不愁，颐养天年。

  其实，熟悉资本市场的人都知道，许多事情深究不得，凡事点到为止，见好就收。若是真要细究，那是越查越复杂。美国证交会前主席戴维·鲁登（David Ruder）就说过：“华尔街的生意总是要有价值交换的，要么是以后给业务，要么是可以做保管业务。” 监管机构与华尔街也有利益交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真把被监管对象整趴下了，监管机构日后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呢？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