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指出，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真正风险”。眼下有两大风险源头，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二是许多政府过于关注债务问题，对失业问题重视不够。他认为，如果西方主要经济体实行过度紧缩的政策，那么，其影响将通过出口等方式传导到世界其他地方。

  对于戴蒙德的警告，我们应该留意。因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过于依赖出口。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中，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出口规模增速加快，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000年的4.7%飙升至2009年的9.6%，位居世界各国之首。

  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冲击似乎并不明显，但中国高速增长的外贸出口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际贸易摩擦日益突出。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频仍，出口多了不行，出口少了也不行。比如，最近中国稀土出口正遭到美国和墨西哥的诉讼，指责中国对稀土出口实行贸易保护，并要求取消稀土配额。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摩擦也因为全球经济不振而日益增多。根据商务部公开信息初步统计，年初至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涉华贸易救济案件已多达约40起，其中新发起案件14起。

  第二，大规模出口产品中，国内附加值并不高。诸多研究表明，平均来说，中国出口商品中国外附加值占70%，国内附加值比重仅占30%。另外，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产品仍占据出口商品较大比重，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即依靠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优势占领市场这一特点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以上两个问题，其实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导向政策决定了这两个问题迟早会出现。投资拉动型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是我国旧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特征。而资源、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压力迫使经济发展方式朝着资源节约性、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型的方向转变。

  在这样的时刻，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危机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有很大不同。一是风暴策源地不同。1997年的金融危机起源于东亚的发展中小国，所波及的也仅仅是较小规模的经济体，发达国家基本没有受到冲击。二是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后果不同。1997年的金金融危机是局部暴发的，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协调帮助以及金融危机影响国家自身的努力下，受波及国家的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比的到了恢复。而此次金融危机则不同，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同时还伴随着局部地区政治局势的动荡，于今仍看不到经济回暖的迹象。

  为应对这两次危机，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应对政策措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投资规模的扩大应对出口规模的萎缩，甚至也希望弥补国内消费的萎靡乏力。如果说1997年的局部金融动荡，我们可以采取上述措施的话，十年之后的危机爆发，再次采取类似措施，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滞后所导致的化解金融危机的工具之缺乏。

  结果是，庞大的外汇储备难以有效地用来改善民生，只能被迫去购买美债、欧债，以期能够对债务人有所帮助，使其经济能够走上复苏之路，不至于出现违约或赖账。无奈之举，令人扼腕。

  不过，也有另外一面，尽管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再平衡需要较长时间，但此次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的调整窗口并不会很快关闭。尽管外部经济环境不好，短期内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或许就在于欧美经济低迷甚至衰退造成的出口冲击，但政治环境相对缓和甚至较为有利。况且我们手握三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欧美诸国紧缩财政的困境迫使他们对我们会有所求。

  借此机会，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经济改革力度，找准经济改革的突破口，重点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通过医疗、教育、住房、金融市场、农村土地、国有企业等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能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转变，实现最广大人民有尊严的生活和工作，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如果十年之后再有类似的危机发生，希望那时我们手中能有更多政策工具，从而游刃有余，争取更多话语权，更大发展空间。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