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通过“一个货币两个市场”的全新机制，来充分利用美元作为“货币锚”暂时不可撼动的地位，应能避免一直 “美元在岸市场”在病态发作和机制调整中所凸显出来的“货币锚功能”丧失的风险，或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对疲软的美元在岸市场的外部约束性。

  孙立坚

  出乎大多数市场人士的预料，美联储主席伯南克8月26日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讲话未提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结果带来了美股的大幅上扬。其中的理由值得我们深思。看来，伯南克对美国经济复苏充满信心，短期缓解了市场二次探底的悲观情绪。但在当前经济数据依然疲软的情况下，该怎样来判断美国经济活力形成的来源呢？ 伯南克对QE3谨慎态度虽然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但我们绝不能排除今天市场的脆弱性。伯南克并没排除救助的可能性，但还是给了市场定心丸。这是否真的意味美联储把政策的关注点从直接介入的战术考虑转向了间接引导市场预期改变的战略努力上了呢？尽管国际资本大量流出的风险明显降低，但全球金融市场对美国的依赖事实上与日俱增。越是如此，越让人担忧，QE3一旦被迫启动，对海外资本、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中国这个对美最大债权国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冲击。

  要改变这种被动格局，就需要我们加快改变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活动中所拥有的垄断地位。但是，美国依仗在科技、军事、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独占鳌头的优势，出现了“靠实力”赖账的尴尬局面。基于这样错综复杂的现状，我们理该脚踏实地采取渐进式的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路径，来追求中国对外资产的安全性和运作的效率性目标。

  虽然这么多年来，美元的相对账面价值波动很大，但作为发挥“货币锚”功能的美元(即充当全球经济活动“支付手段”、国际财富价值储藏通道以及公平有效交易所需要的合理的“记账单位”这三个作用)，虽然经过了金融危机，但在全球每天外汇结算中所占的比例和各国储备资产中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所占的比例仍高达7成左右，绝对举足轻重，远远超过了区域合作强化后所产生的新兴的欧元和凭借自己发展战略所推进本币国际化的日元在世界“货币锚”中的地位。为此，目前中国需要做的事，就是联合其他国家，通过如G20等国际组织的平台，要求美国不能像其他主权国家任意使用货币政策来挽救自己的经济。应该说，QE3推迟出台的一个很大因素，就是来自海外主权国家(比如欧洲和中国等)的压力。我们应该继续联合世界各国的力量来敦促美国负起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重任。

  事实上，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美国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看似能给自己带来短暂的流动性保障效果，但由于上述货币锚功能的破坏，恰恰会导致美国经济因更加依赖外部环境而变得日益动荡，美国自身的宏观政策效果会大打折扣。最近，欧盟各国开始打算对主要来自美国对冲基金的投机力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逐利行为，启动“托宾税”的遏制手段。上周，欧盟轮值主席、法国萨科齐总统还为这种“资产交易税”特意来中国游说，这也是对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一种弥补措施。当然，若美国能负起责任再次充当起“货币锚”的角色(包括加强对竞争优势明显的美国投资团队的监管)，那么，世界各国放慢减持美国国债和慎用与美国非对称的货币政策，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与投资的理念，对目前的经济调整和恢复阶段而言，可能是相对明智的做法。否则，大家明哲保身，以邻为壑，结果只能两败俱伤。

  笔者以为，在美国金融体系的疲软和美国政府不顾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元债权人)的利益所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救市”政策催生全球通胀压力、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跨国公司在亚洲经济中的积极作用，迅速建立起以债券投融资为主的“亚洲美元离岸市场”，或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对疲软的美元在岸市场的外部约束性。

  亚洲市场今天拥有全球最多的美元储备资产，未来也是带给世界经济复苏最强烈支撑的经济繁荣区域，尤其美国很多500强企业也在这里发展壮大，而且这里也能调动具有国际金融业务比较优势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东京等“区域金融中心”的大量潜在资源。所以，亚洲市场已具备了发展以债券市场为核心、投融资功能齐备的美元离岸市场的条件。现有的美元离岸市场和美元在岸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形式上“互补”实际上“依赖”的格局。这种传统的美元离岸市场更多偏重融资功能，而把追求财富收益增长的投资功能通过资金回流到美国在岸市场来实现。而这场金融大海啸也重创了这种形式的美元离岸业务。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通过“一个货币两个市场”的全新机制，来充分利用美元作为“货币锚”暂时不可撼动的地位，靠理财智慧和创新能力来管理我们的美元财富并增加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各种商机。由于跨国企业现有的经济实力和实物抵押能力，与亚洲区域金融中心所积累宝贵的资源以及全球其他国家寻找新的投资出路的需求，这一新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足以得到持续的流动性支持和基本面扶持，完全能避免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美元在岸市场”在病态发作和机制调整中所凸显出来的“货币锚功能”丧失的风险，进而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一个美元两个市场”之间的“竞争”机制，而不是“从属”机制，由此起到约束美国滥用美元霸权地位、采取损人利己行为的效果。

  为了能进一步发挥亚洲金融合作的“共赢”作用，强化信用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效率意义，还需要立刻配套组建以中国为首的、各国“主权财富基金”为基础的“亚洲共同基金”。因为在任何一个新投资渠道形成的初期，市场出于谨慎和控制交易成本的考量，常常采取观望的态度，此时亚洲各国政府的金融合作，比如建立亚洲共同基金参与亚洲美元离岸市场的投资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这既增强了这个新兴市场至关重要的“流动性”又确保了这个市场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抗风险”的能力。至于新兴“亚洲共同基金”的出资比例、运营模式和利益分成机制，完全可以参照一些成功运营的国际组织的模式。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