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斌

  美国评级机构穆迪公司8月24日下调了日本政府的债务评级，从原先的第三档Aa2降至第四档Aa3，从而使日本的国债评级低于困扰于债务危机的西班牙和意大利，降至主要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

  这是穆迪公司自2002年以来首次下调日本的政府债务评级。根据是目前日本政府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降低债务占GDP 的比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到今年年底，日本的这一比重将上升至229%的惊人水平，这真可以说是高得离谱了。另一家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则早在今年1月已将日本的评级下调至同一档次。

  对此，日本国内似早有思想准备，以至在评级下调后不仅未在国际金融界引发任何强烈反应，在日本国内也几乎波澜不兴。虽然10年期国债利率一度有所上升，但收盘时则已基本持平。日本媒体对这一消息的处理也显得非常淡定，只有《读卖新闻》对此事在头版略有涉及，其他各报均未在头版报道，包括以经济新闻报道和分析见长的《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等大报连社论也完全没有提及此事，似乎这是“小事一桩”。对比半个月前标普下调美国国债评级所引发的巨大反响，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

  日本自有其说辞：评级不过是这些机构的一面之词，大可不必过于当真。但不论日本国内如何淡然处之，日本财政状况日益严峻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国际金融市场几乎对此失去了信心。尽管日本政府和媒体竭力将此事大事化小，但正如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所显现的那样，一旦市场对一个国家主权债务的信用产生了动摇，则该国的企业和公众早晚也会遭受池鱼之殃。虽然日本始终以其90%以上的国债由国内金融机构承销而安之若素，但国债评级的下调，势必会导致国债持有者抛售国债，最后使得长期国债利率攀升，从而增加其成本，以至财政困境进一步加剧。据预测，目前日本国债约为900万亿日元，如此滚雪球般地增加下去，到2020年可能猛增至1200万亿日元，日本财政有将处于崩溃状态之虞。

  重建财政的出路，无非是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而增加税收的主要手段只有消费税，但日本国民坚决反对，以至无论哪一个政党只要在竞选纲领中提及此事，都会在选举中铩羽而归。再来看削减开支，日本多年来无法走出通货紧缩的怪圈，克服内需疲软是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欲有效地拉动内需，就必须有一定的财政投入，这与重建财政的根本目标南辕北辙。由此来看，唯一的出路是推动经济增长，通过增长来增加税收。因此，如何制定符合日本国情的增长战略至关重要。但这有个前提，即必须保持政局稳定，如果政府的当家人整天考虑的是如何渡过难关，保住自己的地位，那势必根本无暇考虑这样的增长战略。近年来，由于政局动荡不已，首相几乎是一年一换走马灯般地易人，始终难逃“短命内阁”的宿命。新官上任总会出一些新招，这就无法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无法实施贯彻始终的经济财政政策。上周五，菅直人宣布辞职，日本即将迎来5年内的第六位内阁首相。无论是去意彷徨的菅直人还是急火攻心、还是即将登上首相宝座的野田佳彦，现在的心思哪里可能放在重建财政这一远非燃眉之急的事项上呢？

  为了防止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财政继续恶化，日本政府理应向国内外显示其重建财政的明确思路。从目前的具体情况来看，日本至少首先应确定可行的增长战略，其次是保持社会保障和税收体系改革的协调，而不能顾此失彼。

  今年3月日本东北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以及毁灭性的大海啸和至今仍未打住的核电站危机，再加上祸不单行的日元升值，使得日本整个国家和各企业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日本政府虽然出台了应对日元升值的紧急对策，从资金上支持企业前往海外投资，但由于缺乏对法人的减税和放宽规制等相应的配套措施，这样治标不治本的对策是很难奏效的。

  日本国债主要由国内金融机构承销，这虽然使日本不太容易招致境外金融大鳄的攻击，却也导致日本很难了解国际社会对日本经济的失望之深，同时也极大地迟滞了日本的改革步伐。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日本老人的储蓄将明显减少，其国债能否持续由国内金融机构承销尚在未定之天。倘若不能趁目前尚未发生金融动荡之际有条不紊地启动重建财政，则日本财政会出现怎样的糟糕局面，实在很难设想。这绝非耸人听闻之论，而是极具现实性的潜在危机。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信息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