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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转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靠内生动力的增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繁荣。这需要政府掌控宏观大势,激发创新精神,激活民间资本,改革政绩评估机制。
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主题锁定“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
达沃斯进入中国5年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去年的论坛上,大多数与会者都曾审慎乐观地估计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但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全球经济实已陷入了“二次探底”的危险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下看这个主题,折射出力量天平正逐渐朝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倾斜。而今天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难,恰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转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靠内生动力的增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繁荣。
那么,中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内生动力在哪里呢?
笔者以为,首先要掌控宏观大势。
就拿高铁来说吧,当下围绕高铁的激烈争鸣,现在可以理出的基本思想是,高铁与中国经济的市场需求尚有一定的距离,不是不足,而是过量,不是延宕,而是过早,不是科学决策,而是盲目跃进。武广、京沪高铁开通以来,问题纷至沓来。主要运量不足,经济效益较低。据一项预测,根据铁道不考虑收回投资,不计入折旧,仅运营成本和偿还利息,京沪高铁每年至少就需96亿资金,即每天至少要赚2630万元。为此,京沪高铁每天需要满员运营44趟,即往返22趟,这是个勉为其难的设想。而运营一年多来,武广高铁亏损已成定局,如果京沪高铁也难以盈利,中国高铁必将陷入整体亏损的尴尬境地,中国经济又将要背上极其沉重的包袱。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尽管中央向地方不停地“喊话”,要掌控宏观大势,但各地脱离市场需求的投资热仍乐此不疲,房地产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央下达的保障房任务一拖再拖,而价格昂贵的商品房高楼一幢接一幢拔地而起,形成鲜明的对比。眼下中国房地产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与大多数国民的市场需求对接,多盖些适应大多数消费者购买力的住宅楼,而不是让开发商一味牟取暴利。
其次,要有创新精神。
放眼中国国企,有多少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品牌?改革开放以来,国企虽说是注入了不少革新元素,但总体而言,缺乏创新精神,从产品设计到制造、营销,都还是模仿多。大而言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缺少创新精神,抱残守缺,就没有发展的希望,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失去话语权。比如中国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没有多少发言权,作为债主,中国反而受制于借债人美国。中国手里攥着大把大把的美国国债,却整天担心美元贬值,使纸面富贵失去含金量。
当然,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机制下,人民币创新之路必定崎岖。目前,人民币产品叫好而不叫座,主要是创新性不够,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的接受度仍有限,这使得人民币债券获得的收益,除了回流几乎无路可去。因此,要加大人民币产品的创新力度,要使人民币在境外顺畅地循环,非得多绕几个圈子不可,充分发挥人民币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在增加投资者收益的同时,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再次,要激活民间资本。
必须看到,当前经济指标的“好看”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政府投资的拉动,以及市场流动性的注入,而居民消费潜力尚待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能否真正激发并有效接力政府投资尚需观察。
去年春夏之交,《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新36条”)中出台,让民间资本为之一振。继2005年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老36条”)问世后,时隔5年,新36条的出台,更具有经济持续发展的接力意义。有两个数据足以说明当下民间资本规模非常庞大。第一,2009年底,居民储蓄的存款余额达到了26万亿,快要和2009年的GDP对等;第二,江浙一带长期活跃在市场上的民间资本超过1.5万亿元,其中温州就有8000亿元。而民间投资跻身垄断行业,需要强大的爆发力和持久力。民营企业如果带着伤痕累累的躯体幻想去竞争去拼抢,当然是挤进去又被弹回来。因此,接纳民间资本上经济主战场,打破国企垄断是先决条件。
最后,要改革政绩评估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快而质量差,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评估机制欠科学不无关系。多少年来,GDP总量和增长速度一直是官员升迁的重要砝码。而必须破除以GDP论英雄的传统观念也已经谈了很久了,国民期待能尽早看到实际的变化,不是不要GDP,而是要干干净净、实实在在的GDP;节能减排不再靠临近考核期突击拉闸限电,而要扎扎实实地限令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关停并转,并且不是一关了事,还要帮助企业另觅生路,且是安排员工们的二次就业。
改革政绩评估机制,还意味着领导机关要善于发现那些以创新型集成思维掌控经济大局的战略人才,善于发现那些擅长化解社会矛盾、促进GDP安全增长的管理人才,委以重任,兴国安邦。
谁也无法保证,世界经济不会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甚至会出现更加困难的局面。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领头羊”,发展的外部环境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比如,针对中国的各种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纠纷、贸易门槛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中国的出口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同时,要求中国为世界经济复苏多做“贡献”的调门也会越来越高,会在人民币升值、汇率改革、放宽投资政策、购买他国国债等方面对中国提出更高要求。对此,中国既要积极应对,也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也只有不卑不亢,沉着应对,才能真正掌控经济发展大局,找到更好的发展空间和途径。
(作者系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财经媒体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