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是孟母吗？”之二

  基于对偏远小镇云南喜洲的田野调查和对历史资料的统计分析，许烺光先生得出“富不过两代”，从而造成中国家族兴衰倏忽，社会变动惊人的结论，不能不说相当吊诡。“一个看上去以保护其后代的社会地位不断延续的家族亲属系统”，依赖“祖阴”非但不可得，结果还适得其反。为此，他在《祖阴下》用了大量篇幅来发掘其根源。

  许教授突出了华夏文化里“父子同一”这个核心关系的功能。父子间的责任和权益是双方的交互作用，父子要履行他们对祖先的共同责任。家庭则是内在纽带的一环，“一边连接着众多的祖先，另一边是无数的子孙后代。”父亲以祖先为楷模，要儿子竭力循蹈，孩子们越早发展得“与祖先传统一致，父母们便越高兴。”我们常常听到和经历过的“乖”，构成了儿童教育的第一要义，创造力和天性，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轮回，或者“因果报应”，即便有不少人相信“确有其事”，显然不在许教授调查分析范围内。他的解释是，出生于贫富（包括权势、财富、地位）不同的家庭，子女特别是儿子的个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家族为何在两、三代人的时间内便经历一个兴衰周期，”而富裕之家孩子的“寄生生活也许就是家道衰落的开端。”

  许烺光指出，家庭权势财力社会地位对儿子的个性形成有决定性影响。生在富裕之家，儿子们多半虚荣、好炫耀、冲动、放荡、奢侈、不诚实、缺乏经济现实感（个性类型2）；生于贫寒家庭的男孩，则多半勤勉、恭顺、诚实、有理性，有经济现实感（个性类型1）。不过，富家子弟中也有理智、诚实、勤勉、积极进取，有远见的（个性类型5），贫寒子弟里也有懒惰、颓废、不诚实、缺乏现实感的（个性类型4）。但只是例外，人数相对也少得多。还有一种个性类型，谦谨、勤勉，对社会和法规有现实感（其中也有些并不见得诚实谨慎，经济上也不实际的），是出生于小康之家子弟的典型性格（个性类型3）。

  为什么会有类型2有4、类型1有5这两种“亚型”的原因，许教授承认，他也不十分清楚。对此，笔者在本系列后面将尝试有所阐发，拟详细讨论，以说明为什么今天“虎妈”并不是“孟母”的道理。毕竟过了半个世纪，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和所服膺的观念，都发生了极大变化。

  许教授观察到，“父子同一”的理想规定了中国人父子之间完全分享共同的利益，“富裕的父母都有意无意地将孩子的悠闲舒适视为他们自己社会地位的象征。”事实上，富人生活的共同特点是优越感和支配权，他们竞争的基本方向是炫耀阔绰的铺张浪费，在穷人这是不可能的奢侈。穷人家孩子的竞争，基本上是努力使生活变得小康一点。

  望子成龙，至少望子成才，乃天下所有父母天然就有的期待。中国文化在光宗耀祖的价值驱使下，严格的家教本当是应有之理，可没有多少身居高位的父亲不希望他们的儿子分享自己的权势和财富，他们甚至把别人抬举他们的儿子视同对自身成就的肯定和地位的尊重。相应的，社会习俗也普遍认同 “父子同一”，认为怠慢权势者的儿子就等于怠慢了他的老子。里外夹攻的结果，大大加剧了金钱和权势对人本来就有的腐蚀作用。

  许烺光认为，有的父亲甚至儿子本人认识到了这种腐蚀的危害，尽管他们自觉加以抵制，但周围的人却由于父亲的权势财富而对儿子偏爱、纵容、诱惑，强有力地把“富二代”网罗浸淫在腐蚀之中。他也发现，出身贫寒的人天资聪颖、通过努力、或机缘凑巧得到了富贵之后，他们的子弟也不可避免地再蹈覆辙，懒散懈怠、奢华娇纵，不事经营，耗散父辈的成就，迅速堕入贫穷——一个可悲的轮回。

  在《祖阴下》1967年的修订版里，许烺光专门加了“中国的血缘，个性，及社会变迁”一章，通过与何柄棣教授的商榷，对这个观点做了展开。执教于芝加哥大学的何教授通过研究证实，历朝历代地位居高的家庭走向衰败的时间都很短。在其名著《封建中国通向成功的阶梯》里，何教授认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家庭“没有给孩子提供合适的教育。”

  许烺光批评这不符合事实。他指出，成功的家庭为了荣耀祖宗并延续血脉，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格外重视，富贵的父亲既有充足动力更有充分能力督导儿子。许、何两位学者切磋的案例，包括明初丞相黄怀和王敖，都很贤明，人品素养高，并勤于督导孩子，但儿子衰颓得既透彻又迅速。历史上充斥着儿子非但没能给门庭增光，反而祸殃了老子的教训。中国针对败家子的古训和俗语，俯拾皆是。许烺光认为根本原因，不在于父亲是否重视以及能否提供教育，而是“父亲无法控制对其后代的教育。”

  个中道理很直截，尽管看来有悖常情：父亲的财富权势太沉重，儿子寄生于其上，毅力、能力、判断力都不足以驾驭；而周边环境在尽力把儿子往下拽，因为人们发觉，要分享成功者的财富和权势，从他们的儿女下手要容易得多，就像鲨鱼攻击幼鲸那般。在超乎寻常人所能承受的压力下，富二代轻易就被压垮了。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