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是孟母吗?”之六
孙 涤
上期我们说的,一个人之所以形成有别于他人的(包括个性、学习能力、创意潜能、对他人感受的敏感性、与人互动的倾向等等)的性状(behavioral traits),约有一半来自基因遗传;在另一半统称为“环境”的因素里,家庭境遇占了其中的一半,而家庭以外的大境遇(社会文化等因素)占了余下的四分之一。为了便于理解,这个50%—25%—25%的结构,划分得相当粗糙,当然有伸缩调整余地 (比如不少人相信,智商有40%—75% 由基因决定)。但就教育而言,它所传递的基本信息是,一、长期进化的结果,人(脑)远非一块白板,不能任意重塑、无限教育; 二、个性的铸就和智慧的获取,遗传因素是决定性的。然而天赋(并不全都是可取的)怎样发挥和实现,尤其是怎样得到社会和市场的认可,即常说的“成才”,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socialization),环境因素举足轻重;三、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个性和人际互动的能力大部分是个体习得,而不是被教会的。儿童受伙伴团组(peer group)的影响往往超过家庭。
上述三个信息,以及整个基本架构的判断,历来争议极大,甚至构成“问罪”的依据,常常痛遭围剿挞伐(罪名有“优生论”、“种族歧视”、“天才论”、“教育无用论”,不一而足)。
首先,人是不是白板一块,是不是可以在上面随意涂抹“最美的图画”,或者擦掉已有的内容再改写“最新的文字”?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争执不断。人种经过数百万年特别是最后十万年的进化,发展到现今,人脑已大致已定,不可能说变就变得了的。人脑万一发生剧烈变异,结果多半也是负面的,比如器官变形、患癌症之类。考古和文化人类学积累了相当充分的证据,五千年以来人脑思维能力并没多大长进。现代人和苏格拉底、老子那个时代的人相比,也未见得更聪明些。假如用电脑来比喻,那么人的心智能力就像电脑运算能力,已由芯片以及已定的线路组合决定了。加载一些适用软件,功能只是增多了些边际上的改进而已。
在教育,道理也一样。即使对一个孩子,在最微观具体的层次上,抚育也只能因势利导。以古代中国的价值观,人之初,性本善,并倾向于认定“赤子之心”白璧纯良。其实,任何一位母亲,只要平心静气地观察和比较自己的或邻人的婴孩,都会对儿童无限可塑这样的乡愿有所保留。
其次,孩子的个性成长必须与社会境遇互动,数千年前的孟母就悟出了这层道理,虽然她不识字。孟母看到儿子的玩伴把小孟轲在往下拽,就知道“迁居”才是上策。营造家里的“优良”环境,不如择善地而栖息。正是靠大环境的互动促进,而不是通常所谓的孟母家教,孟轲才成为孟子的。
现代调研分析也一再证实了孟母的逻辑:同伴圈子对学龄儿童形成个性人格的影响(所谓peer pressure),要比家庭和家教来得大。这一层发现也许让许多年轻父母失望:孩子既然是我所生,当然归我来塑造。父母望着自己可爱的小宝贝,雄心油然而生,执意要培养出一个小天才。
可是很少有人这样想,我的配偶是我挑选的,改造那“另一半”,又有多少把握?孩子还不是自己选择来的,出生时自然带来了他自己的天性,虽然有你的一半基因,但和另一半基因怎样结合,却不再是你能控制的,更不是你能任意重塑得了的。回忆一下同胞兄妹,在一个屋顶下长大,个性差别与不同家庭的其他孩子几乎一样大。
要明白教养是否有成效,“养不教”不完全“父(母)之过”。理解了“家教”是有其限度的,就会容易保持平衡的心态,既减少对自己的苛责,也减少扭曲孩子天性的压力。父母的责任虽说重大,却有限。父母所能做的,是尽量创造条件,把孩子的天性焕发出来;并尽量诱发孩子的潜能,把潜能集中运用到既能丰富自身生命又能丰裕人类福祉的地方。
家教和同伴圈子,哪个在孩子个性的社会化过程里占更大分量?通常两者高度混杂,很难分别哪个影响更大。把这两种因素的作用分隔开来的有效方法,是观察同一个体迁移到崭新环境时是怎样接受全然不同的习俗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赴北美留学的群体生活,为此提供了绝佳的大规模检验场所。
当年的中国内地留学生,年过三十拖家带口的不少,孩子四岁到十岁时赴美,很多完全没接触过英语和异邦文化。一个令人惊异的普遍观察是,小孩口音和口味的巨大改变,改变之迅速甚至在父母觉察之前。而口味和口音是人类最为牢固的两个习惯,对于接近成年的人,一旦养成就很难变更。以笔者的经验,从小学起学习普通话,同学里还有获得过普通话评比全国一等、二等奖的。但直到今天我一下北京的飞机场,在出租车上聊了没几句,司机就会说,你是从上海来的吧。直到今天,我一到上海必定会去吃大饼油条和咸豆腐浆,还觉得是种享受。然而孩子到美国后,用不了半年口味和口音竟全变了。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