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1版)

  在实际社会经济中，生产要素的回报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二是生产要素所有制的性质；三是政府对要素回报的分配调节政策。在任何国家或任何经济体中，如果某种生产要素相对稀缺，则该生产要素的回报就相对较高。一国的经济发展会自然地倾向于利用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而避开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通常的稀缺性是由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所造成的，故其相对高的回报容易被公众接受并不会对社会的公平正义造成威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所有制的形式是公有制，生产要素回报的分配在名义上是“平等的”，然而这种“平等”常常容易忽视要素的稀缺性，并且从历史实际的情况看，是以牺牲要素使用的效率为代价的。在理想化的自由市场体制下（这种体制或许已不存在），生产要素回报和要素的流动相互作用，如果动态的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会促使生产要素回报的分配趋于合理。

  在当今现实的混合经济（同时存在市场和政府干预）体制下，政府政策的错误会导致生产要素回报分配或再分配的不公，进而激化社会矛盾。占领华尔街正是政府政策错误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美国政府在危机后的经济政策是以拯救金融机构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为中心的。具体的措施包括：1：政府作为投资者：直接从金融机构购买包括住房按揭抵押证券在内的金融资产；通过购买股票直接注资银行；2：政府作为担保人：对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Fannie Mae和Freddie Mac）提供债务担保；在一定期间内对银行的债务提供担保；3：政府作为放贷人：扩大贴现融资的范围和期限；以接近于零的成本为银行提供短期融资；通过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erm Asset-Backed Securities Loan Facility）贷款给金融机构以支持资产抵押贷款；等等。所有这些政策的成本最终必定要由美国全体纳税人来承担，而纳税人承担这些政策成本的前提必须是这些政策最终可以使得美国的私人信贷和经济增长得以恢复，就业状况改善。美国政府想当然地认为拯救银行和金融机构最终会惠及普通民众。但实际的结果是：一方面，经济和就业并没有实质改善；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及其高管通过巨额花红和奖金成为政府各项经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实质上是用本属于其他生产要素的回报来贴补资本要素的回报，让全体社会来承担本应由资本投资者本人所承担的损失。这已经从根本上破坏的社会所认同的自由市场原则和公平与正义。

  对于美国政府救助金融机构的政策，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反对的声音。其中一种声音是完全反对救助濒临破产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著名的投资家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之一，他认为“政府从有能力的人那里拿到资产，给那些本已经无能力的人，然后政府对那些无能力的人说，你现在可以和那些有能力的人竞争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政策”。另一种声音是同意救助金融机构，但主张政府同时应该管理被救助金融机构的赢利，而不至于使那些赢利流入金融高管的腰包。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截至2007年，1% 的美国富豪控制着美国42%的金融财富；而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拥有美国87.8%的投资资产。在过去的十多年间，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偏帮了资本的所有者。从在不同的时期维护金融资产价格，到默认金融投资杠杆的不断增加；从长期的低利率和鼓励借贷，到放纵金融衍生品；在这样的一系列政策条件下，资本要素的所有者较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得到了更多的利益，直接的结果是，各类资源要素更多地流向资本领域，金融产业不断做大，金融产业链越做越长，制造业日益萎缩，金融业在政府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处理几乎完全依赖于华尔街出身的投资银行大鳄。此次占领华尔街清楚地表明美国普通民众的对政府相关政策的不满。从根本上检讨生产要素回报的分配政策已经迫在眉睫。

  （作者系东方汇理中国业务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