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纽约时报》10月27日评论

  中国为何应救援欧洲

  法国总统萨克齐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致电，寻求中国对欧洲金融稳定机构的支持。这代表着全球版图的重大变化：中国经济支配地位的巩固与美国、欧洲的弱化。

  尽管欧洲领导人艰难达成了重新资本化银行的共识，现实却是欧洲无力召集资金。这部分是因为大多数国家财政吃紧，即使是德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已超过了80%。另一个原因是德国不愿再转移资源了，无论是通过直接的财政方式还是间接地通过欧洲中央银行。

  美国自身难保，无力帮助欧洲。只有拥有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能提供欧洲迫切所需的资金。无疑，避开深陷债务的欧洲进口国家符合中国利益。但中国能通过支持稳定机制来帮助欧洲，也是欧洲所希望的。或者，中国可以通过购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权，来帮助维持这些国家的金融可持续性，另外通过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来间接地帮助欧洲。

  对于中国来说，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实现在欧洲的某些经济权利。比如，可以要求在欧洲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将直接减少中国在欧洲遭遇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还可凭优势条件来购买欧洲公司。但欧洲也担心，一旦接受中国帮助，将在政治上受到掣肘。通过IMF则避免了这一担心。

  现在，美国和欧洲在IMF都拥有有效的投票权。中国如果变成IMF的重要援助者，也将相应地取得更大的投票权。当然，无论中国采取哪种援助方式，欧洲都无可辩驳，毕竟，负债人没有太多选择。

  （作者系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印度籍专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 贺艳燕 编译）

  《经济学家》杂志10月29日社论

  对冲基金大鳄正逼近亚洲

  对冲基金视亚洲为他们新的攻占中心，恶补似的增长和正在成熟的债券信贷市场意味着亚洲为对冲基金提供了大量机会。如果对冲基金成功了，他们就能激发亚洲资本市场变得更大、更灵活。但对冲基金现在要顺利打入亚洲市场也并非易事。

  去年初，许多基金开始在亚洲开设办公室。这种渐渐开始的繁荣，部分是因为政府的支持。中国的香港特区以及新加坡希望能在对冲基金资本领域抗衡纽约和伦敦，都在创制游戏的新规则。他们也要求对冲基金登记，但没有美欧的高昂成本，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对对冲基金高受益者的个人所得税分别为17%和20%，大大低于英国的50%。韩国最近也改变了规定，首次允许对冲基金上岸。亚洲主权财富基金也开始向对冲基金流入。

  然而，每一个亚洲国家都有不同的对冲基金管理规则。例如，在欧洲各国均被接受的基金，来到亚洲时，却没有通往“泛亚洲市场”的通用渠道。对外国人来说，另一个风险则是对所投资公司的了解程度能有多深。对本地对冲基金来说，最大的问题则是规模太小。亚洲本土对冲基金中的41%管理着仅2000万美元的资产，仅有2%的公司所管理的资金超过10亿美元。这意味着他们对主权财富基金和大机构没什么吸引力。

  对冲基金的支持者认为，对冲基金将带来广阔的利益。而市场的改变也将改变对冲基金的前景。亚洲现在的衰退可能对对冲基金是件好事，这会让人们看到将钱投入债券和资产上的不稳定，从而青睐对冲基金这一投资方式。（贺艳燕 编译）

  《莫斯科时报》10月27日专栏文章

  金融要改革，先要恢复借贷增长

  各地抗议华尔街活动的共同情绪，表达了对掠夺性的银行借贷的愤怒，对银行和高层红利生发出强烈愤怒。

  然而，银行不仅是问题产生的部分原因，还是解决方案的关键部分。一个方法是恢复借贷。改革的共同基础是金融服务行业需要重新规范。在危机迅速升起之时，专家曾大肆宣扬“有效的”金融市场可被安全地自我管制，同时还盛行着充满掠夺性的金融时代精神。因此，即使全球需求萎靡不振，现在优先考虑的事情也必须是恢复金融改革的目标。

  美国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旨在防范商业银行用储户的钱从事高风险的金融行为，做法是规定零售银行和投资银行分业经营。这一法案带来了金融相对稳定的65年。

  在金融服务业漫长的游说下，克林顿前总统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允许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混业经营。克林顿也拒绝管制信贷违约互换。美国证交委允许银行将其杠杆水平增至三倍。这三个决定直接导致了次贷危机。

  自危机爆发后，重整混乱的金融管制体系就一直是政治家努力的方向。新的原则是“宏观审慎监管”。在这一国际共识下，银行被要求维持更高的权益资本，杠杆水平被限制。新的原则让管理者提高了他们衡量银行危险的能力，却没有改变银行系统的结构。

  是否依赖管制或银行重新走向分业经营，这些提议仍然处于计划阶段，未来肯定会被金融业耗资巨大的游说所阉割。还有，这些提议都没有强调全球经济最直接的问题：信贷供应不足而不是供应过量。换句话说，现在的挑战是恢复借贷增长。

  （作者系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