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的金融债务危机以及中国经济总量的上升，导致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种力量的变化启动了亚太周边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和东盟）的动态调整。中国应当适应全球范围内的动态博弈，在当前格局下，尽力在多边机制的改革上多做文章。

  李众敏

  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上周末在美国夏威夷举行非正式会议，主题是“重新定义未来”。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金融和经贸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重返亚太”、美国总统奥巴马设定五年内出口翻番目标等大背景下，在奥巴马家乡举办的这届APEC峰会领导人会议，被美国人赋予了高度的政治和经贸意义。对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在亚太地区，我们切实感觉到了这一地区正在走向“动态化”，美国、东盟等板块正在动态调整中出牌、重新定位。笔者因此以为，鉴于亚太地区在中美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这次峰会恰为我们反观、调整全球战略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我们理该尽快适应全球范围内的动态博弈。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地区经济面临困境、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国已经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之一。正因如此，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高度关注中国在APEC等世界经贸机制中的作用。前美国商务部部长卡洛斯所言或许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美国左右了世界经济的平均数，而中国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因为中国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以及资源尤其是能源的使用国”。随之而来的是，中国面临亚太区域的板块移动与动态化的国际环境。

  欧美的金融债务危机以及中国经济总量的上升，导致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种力量的变化启动了亚太周边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和东盟）的动态调整。中国应当适应全球范围内的动态博弈，因为这将会成为常态，也事关自身的利益：一是中国已经入局。在十年以前，在“中国威胁论”流行的时候，其实中国还没有入局，当輿论的热潮过去之后，各方开始频繁出牌时，说明中国真正入局了。这是一场“勇敢者游戏”，我们没有退路。二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上升。2010年末，中国有海外资产4.4万亿美元，而在2004年这一数字还仅仅只有0.9万亿美元。中国正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而且这一趋势可能会继续保持。三是国力上升带来更多的国际责任。对于中国的国力上升，国际社会反应复杂，一个强烈的诉求是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今天，若说全球政治经济阴谋密布可能言过其实，但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中的确充满着各种精准、系统与规模庞大的计算，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要适应这种政治算术，需要及时调整我们的观念，要定义我们的全球利益。我们支持什么？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从全球贸易自由化中受益颇多，而积累的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将在海外购买更多的资产，因此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应当是重中之重。同时，我们反对什么？中国虽然国力在快速上升，但距离成为全球格局中的一极还很远，因此，就目前而言，中国需要尽力在多边机制的改革上多做文章，要明确反对各种绕过多边机制的结盟。

  其次，中国需要更多地向世界说出我们的需求、说出我们的利益所在，说出我们经过计算的需求与利益。这大概也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要增强参与性。全球的贸易谈判、多边投资机制、能源资源合作，我们都要参与，这是一种态度。第二是建设性地提出我们的诉求。对于同一个议题，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优先顺序、不同的重心，而对于完全不符合我们利益的议题，在说“不”的同时，更需要建设性地提出我们的议题。第三，美国、欧盟等国的任何一项国内国际提议背后，都涉及许多具体的数学模型，他们的利益都是经过计算的。我们也需要大大增强政策提议的技术支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