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年度的中国宏观经济决策，既要提前预警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可能恶化，更要紧紧围绕经济战略转型以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这个中心环节，以政府管理体制、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为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释放经济有效增长的新动力。

  章玉贵

  在欧债危机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即将结束的情势下，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任务特别吃重。

  看短期经济政策可能的走势，各方都明白，明年中国经济政策需要关注的核心命题，不外乎稳定经济增长与物价形势，加大经济结构调整以及防范外围可能恶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等等。因此，目下一般关于明年中央经济政策走向的分析与预测，本身并不具有太多指标意义。

  以目前欧债危机的演变态势推测，意大利这个风暴眼明年将欧元送上不归路的可能性还真不能排除。果真如此，其对世界和中国经济的冲击程度想必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因此，各方都在翘首等待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留相关对策选项；另一方面，从这些年经济增长路径来看，即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毕竟，经济政策更多时候反映的是工具价值。假如明年外部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中国在做好提前准备的同时，是否也应将其外部需求下降引致的出口衰退作为降低对美欧市场过度依赖、加快经济转型的时间窗口呢？答案不言自明。

  而对偏好于经济增长数据的人来说，这两年中国经济数据还比较好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其中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2%，2010年更达到10.3%。预计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应能超过9%。而梳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中长期的若干预测，同样不乏乐观预期。例如有专家日前就认为，中国快速增长期至少可以再保持20年。

  笔者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但在预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是，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数，即将登上6万亿美元这个台阶。而回望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后续20年的类似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因此，对于这30年来已习惯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中国民众来说，假如中国经济在未来某个时候出现了增长疲劳，以至于政府的“热启动”也无济于事的话，不应感到诧异。

  还应看到，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等阶段时，中国就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没能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来更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进步与应用方面进展相对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EP）在1995年以后就处于低增长期。可以肯定，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持续。尽管从人力资源供给的角度来看，最乐观的估计是未来15年，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仍会每年向工业部门转移600万至700万的产业工人，但真实世界未必会兑现这种静态假定。据人口经济学家的预测，我国人口红利的转变节点将会在2015年出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内地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增至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已达13.26%。比2000年的人口普查上升了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个百分点。未来20年，中国的老龄化趋势还将加剧。

  真正的危险还在于：内外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外部发展环境的可能恶化使得中国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且主要发达国家又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方面频频对中国发难，则中国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又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管理成本。

  可见，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笔者认为，下一年度的中国宏观经济决策既要提前预警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可能演变，更要紧紧围绕经济战略转型以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这个中心环节，以政府管理体制、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通过配套改革的推进，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释放经济有效增长的新动力。

  诚然，在经济增长质量依然较低的情况下，依靠经济政策的拉动是促进就业和财富增长的必要路径。只是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这是包括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都不能不正视的现实问题。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另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不彻底，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这已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正逼迫着我们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明年和今后一段时期，政府在切实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确立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亟须营造条件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