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日本经济新闻》12月2日社论

  欧洲不能仅有应急措施

  美欧日的主要央行在扩大美元资金供给一事上达成一致。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6家主要央行从5日开始把提供给这些金融机构的美元资金的利息下调0.5%，市场立刻对此表示欢迎。这是为了避免欧洲的信用动荡发展成世界性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合作性措施。但是，这只不过是援助金融机构资金周转的应急措施，日本银行总裁说“此举至多是争取了时间”。

  欧盟应趁着这一剂“止血药”争取来的时间，快速出台规避危机的根本性措施。

  要想根本解决危机，应考虑以下措施。第一，欧盟应确保能随时支援债务国和金融机构的足够资金。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的资金能力要从现在的4400亿欧元增加到1兆欧元的目标越来越难。如果连意大利和西班牙也要依赖EFSF的支援，那1兆欧元还不够。所以，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主要国家继续合作、强化资金支援能力。第二，必要的时候，向金融机构注入强制性资本。第三，在督促希腊履行其承诺的财政紧缩政策的同时，要求金融机构自主削减债权。意大利也要在IMF的监督下全力重建财政。第四，欧盟应确立包括发行“欧元共同债”在内的中长期战略。

  （梁宝卫 编译）

  英国《独立报》12月2日评论

  过度看重GDP

  不会创造更大福利

  也许现在正是时候来终止唯经济增长为尊的想法了。

  富国对于“增长乏力”的恐惧主要来源于一种错误观念，即认为如果没有增长率，富国就难以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竞争。其实富国已经历过高增长阶段，目前增幅较小也是正常的。还有一种错误观念是经济体越大越好，但人均水平又如何呢？富裕世界不应也不能期望在增长率或经济规模上与新兴世界竞争，应将更高的生活水平、人均GDP和购买力作为比较标准。

  人们还认为高增长率的经济发展模式优于低增长模式，曾拥有高经济增长率的美国和英国就吹嘘过他们的发展模式。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最近引用预算责任办公室的证据指出，单纯为了增长，会制造泡沫，而非繁荣。

  英美将经济增长提升到政治信仰，这带来了负效应。因为这鼓励了对于增长缓慢国家的诽谤。德国被谴责说容忍了几乎静止的增长。然而，德国一方面承担了融合的巨大成本，一方面有意减缓了工资和福利的增长速度，目的是保持其工业的竞争优势。同样的低增长也发生在日本。然而，日本人享受到了世界较高的生活水平，其劳动力具有创造性，其大学在老年病解决方案上走在世界前端。可见，静止的增长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

  英国人口在增加，反映了英国作为宜居国家对于人们的吸引力。更多的人口很可能对提高整体GDP有效，但如果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能被平均分配，就很难带来更好的福利，让人们切实享受到增长的益处。

  （作者系英国《独立报》著名记者Mary Dejevsky，贺艳燕 编译）

  《纽约时报》12月1日专栏

  拯救金融，

  不忘修复社会价值

  为什么像德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富裕？不仅是因为他们占有自然资源，最主要的是他们的价值、习惯和社会资本。在那里，人们都相信努力可以带来回报，财富应向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敞开。自我约束应被奖赏，懒惰和自我放纵则不可。团体机构应培育责任和公平。这一社会气质不是永远存在的内在因子，而是宝贵的社会建设，如不好好保护，也会被毁灭。

  现在，这一社会气质正被来自不同方面的外力所侵蚀。人们看到受制于金钱的游说行为，利用非法操纵而牟获暴力的交易，为拉拢选民而盗取为国家新一代储备的财富。这一切的结果，是合法性危机。游戏规则被撕裂，社会信任萎缩，努力工作失去价值，创造繁荣的机器熄火。

  过去数十年，像德国和荷兰这样的国家经历过充满痛苦的改革之旅，实行着良好的政府管理和社会运行，加强了他们的竞争力。现在他们被要求救助像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这样未能实行有效改革的国家。这些援助可估计的成本十分巨大。的确，德国从欧元区和南欧泡沫中获益甚多。但是德国人在保护着某些价值、习惯和社会公约，这些是整个西方得以繁荣的基础。

  来自金融危机的真实教训是：陷入危机时，你做了不得不做的事，援救银行，援救虚弱的欧洲政府，但同时也侵蚀了努力与回报的基础性联系。危机过后，修复社会价值系统的合法性将是必需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引起危机的人没有承担责任。毁坏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仍没有被强调，结果是美国承受了可怕的信任危机。欧洲面对的挑战不仅是要扭转金融瓦解，还要努力不去破坏繁荣的温床。

  （作者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