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

  “公共利益”一词，朗朗上口，人人爱用，但在法律诉讼中用起来很难。在美国证交会诉花旗集团全球市场（S.E.C. v. Citigroup Global Markets）一案中，法官杰德·雷科夫（Jed Rakoff）便用了“共同利益”一词。

  2007年，花旗集团设计了一个房地产抵押衍生证券基金，其中的证券由花旗集团挑选，但并未将此情况告诉客户，而称证券是由某独立实体挑选。美国证交会指称，投资者损失了7亿美元，而花旗集团得利1.6亿美元。经协商，花旗集团同意支付2.85亿美元，但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有过错。双方达成和解，握手言欢。从表面看，美国证交会罚了违规者的款，算大功告成。但死不认有过错的花旗集团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投资者无法乘胜追击。

  雷科夫法官给了美国证交会迎头痛击。他指出，证交会与花旗集团之间的和解“不公平、不合理、不充分、不符合公共利益。”他认为，在资本市场这个地方掩盖真相就是不符合公共利益。他说，“金融市场之倒悬使得我们的经济深陷困境，我们的生活每况愈下。涉及金融市场透明度的此类案件中，了解真相是头等重要的公共利益。”说得多好！事实正是如此。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三年过去了，但许多真相仍未大白于天下，资本市场依旧黑幕重重。曼氏金融事发后一个月之久，美国证交会等监管机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数亿美元的客户保证金仍然下落不明。这样的地方还被人标榜为成熟市场。

  美国证交会简直像是华尔街的编外法律部。证交会与华尔街定期交换干部，美其名曰“旋转门”。投资银行家、律师和会计师们在证交会进进出出，积累人脉或充实人脉之后，再投身到火热的市场中去鱼肉投资者。证交会主席夏皮罗担任自我监管组织领导期间拿过数百万美元年薪，这笔钱的很大部分来自华尔街主要金融机构的会费。有这样的领导，证交会的立场根本没悬念。证交会领导干部死心塌地为华尔街办事，但也有心虚之处；长官们也怕人说拿钱不办事。证交会需要借用法官和法院。如果法官肯定了证交会和花旗集团私下达成的协议，那再好不过，皆大欢喜。如果法官推翻和解，证交会对花旗集团也有交代：不是他们不肯办事，而是法官太刁蛮。

  美国证交会的领导是要拿法官当枪使，雷科夫法官焉能不怒？用他的话来说，“在所有机构中，证交会尤其有责任确保弄清真相，这是证交会的法定责任，但证交会却背道而驰。法院决不能因为敬让或便利而从司法上肯定证交会的做法。”美国法院对行政决定作司法审查，通常比较敬让，只要行政决定不是大逆不道，轻易不会推翻行政决定。

  但雷科夫法官认为，证交会与花旗集团的和解就是大逆不道，其理由是：“世界很多地方被宣传所控制，人们只能悄悄耳语真相，充满恐惧，担惊受怕。即便在我们这个国家，也总是有人主张掩盖和混淆真相。”雷科夫法官不仅是在批判花旗集团，批判证交会，批判资本市场，而且是在批判美国的金融专制。如果说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是乌合之众，那么雷科夫法官就是灵魂、是统帅。

  就法律判决或行政决定而言，在找不出其他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只得打出公共利益的旗号。但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判决，似乎总有些言不正、名不顺：世界上有哪件事情不涉及公共利益，为什么彼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判决根据，而此判决理由可以成为判决根据？雷科夫是老法官，当然知道其中的奥妙。所以他在其意见中反复强调，花旗集团一案缺少事实，他无法审理：“动用司法权力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更不能没有事实根据。”

  雷科夫法官到过中国参加学术交流，这人温文尔雅，一团和气，非常谦虚低调。雷科夫今年79岁高龄了。换在中国，早该告老还乡了。其实，很多时候是老同志更敢说实话——有本钱啊。还有，法官的道德水准和专业水平也是修炼出来的，而修炼需要时间。雷科夫在美国联邦检察官纽约南区办公室当过7年联邦检察官，其间还当了两年商业和证券欺诈科科长。所以艺高人胆大，浑身是胆。

  相反，奥巴马总统在华尔街大佬的家中欢宴，筹集政治捐款，与华尔街的头头脑脑打得火热；美国大部分学者也噤若寒蝉：华尔街金融寡头控制了相当多的基金会，批判华尔街，科研项目就很难拉赞助了。就连大股民和纳税人反复受骗、反复受挫之后，也已开始逆来顺受。占领华尔街？那就警棍、胡椒水伺候。

  今天的华尔街在美国已强大到不可动摇的地步，但雷科夫法官仍然发出顽强的声音。“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汉娜·阿伦特：《黑暗中的人们》）雷科夫就是这么一位发出微光的法官。

  多么希望我们这里也能有这样的法官。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