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是孟母吗？”之十五

  那么，中国人学习犹太教育的可能性又如何呢？与中国人深信是“龙的传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犹太人坚信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经过近两千年的坎坷历程，颠沛流离饱受歧视，仍然坚信不疑，并能从《圣经》明白记载的这个“上帝的应许”汲取无穷的自信心。同中国人基本价值的传统取向相仿，犹太人始终重视家庭和教育的作用。

  要精确度量犹太人的资质智慧，很难，而且族裔的智商水准向来是个异常敏感的话题。这里姑且引用犹太裔在音乐上的天分，以为旁证。世界上的器乐演奏当数钢琴和提琴的难度最大，而顶尖演奏家有超过半数是犹太裔，比犹太女性得诺贝尔奖的比例更要高出一头。音乐天才发露早，受社会意识形态影响较小，相对纯净，是测度个人天生能力的很好指标。作为古典音乐的“忠实信徒”，我不能不承认，若无犹太裔百年来的音乐成就，我的美感欣赏甚至生活都会贫瘠许多。

  大钢琴家阿瑟·鲁宾斯坦的传记很值得一读，它很好地介绍了犹太人群体是如何合作，令孩子的天分得以展露无遗的。当人们向德国小提琴大师和教育家约阿西姆（J. Joachim）推介小阿瑟后，他立即筹资组织委员会来开发孩子的旷世奇才。正是这个犹太裔的约阿西姆，非常感叹犹太人的天才，因为他的学生，同是犹太裔匈牙利人奥厄（L. Auer），到俄国圣彼得堡教学生之后，创立了名扬天下的“彼得堡学派”，根本原因是彼得堡犹太社区里有许多天赋不凡的孩子。以至于一时间以海菲茨、埃尔曼、米尔斯坦等为首横行天下的最出色的小提琴大师，几乎全是奥厄调教出来的犹太学生。非常值得深思的是，奥厄教授小提琴几乎不教技巧（和李斯特教授钢琴一样），而注重解析乐曲的底蕴、揭示作曲家所欲传递的情感思想，和激发演奏必需的活力。用他的话来说，这是演奏的“气血”。但他又极为重视乐曲和演奏的细节，严加督导，要学生一丝不苟地关注音乐中真正要紧的东西。说来奇怪，当奥厄教了三十多年琴后也开始教学生一点技巧后，就再没能培养出出色的提琴家了。

  犹太裔的音乐天赋，只是大约150年前才被允许逐渐显露出来。由于犹太裔坚持自己的信仰，拒不接受耶稣基督是期待中的救世主弥赛亚，被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会长期杯葛，并迭遭驱逐、凌辱甚至杀戮，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迫害才转向平缓。例如，犹太前辈音乐家门德尔松，在改宗天主教信仰以后才稍见容于社会。据史家考证，门德尔松的音乐禀赋，直追莫扎特，甚至还要惊人。在宗教迫害平缓之后，犹太人在文艺、科技、哲理乃至经济实业的成就迅即扶摇直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陆，尤其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等地，犹太裔占据了极多政府要津职位，并在市场上纵横捭阖，引起了当地人的强烈妒忌。当年流落在维也纳街头的游民希特勒，在这种氛围中同犹太人结下不解情仇。对犹太人超常的原创能力，希特勒当有清楚的认识。证明之一，是后来在他旧宅里找到的他珍藏的唱片，有大量犹太音乐家、演奏家和歌手的作品，是他经常暗自在欣赏的。

  犹太裔资质优异，华裔与之相比，又处在怎样的水平呢？这里有一家之言，不妨拿来佐证。1994年美国出版的名作《钟形曲线》（Bell Curve，by R. Herrnstein & C. Murray）试图论证人的智慧——遗传加上环境影响的结果，是造成个人和群体之间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业绩成就，以及收入地位差异的关键因素。该书因涉及社会公义而有高度敏感性，可能影响到税收、再分配、社会福利等公共政策，引起极大争议。两位作者因此备受指责，尽管在数据和模型方法上他们并没受到太多挑战。或许是为了表示无意偏袒犹太裔，作者用了不少数据和测试来说明，按族裔集团划分，其实有着人类最高遗传智商的，是东北亚群体（包括华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他们甚至高于人们通常认为资质超群的犹太人。

  基于人们的观察和近年来全球旨在促进教育改革的调查结果，人们确有理由相信华裔的高智商。于是乎，问题接踵而至：为什么不及上海一城人口的犹太裔（在全球不足1900万，住在以色列和美国各600万左右）有如此辉煌的原创发明贡献，而占了世界人口20%的中国人却瞠乎其后。两者巨大差别，并不能归结到基因遗传，而可说几乎都是环境因素所致。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教育的差异。

  “礼失求诸野。”先秦时期多元竞争良性互动氛围里荟萃出的“孟母精神”，久已失落，但仍可在犹太裔群体里把孟母式的教育重新捡起来。从传统到现行体制，从精神理念到方法评测，中国的教育理应接受全面检讨，这是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有可能重展风采的基点。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