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增值税扩围的改革，那些税收减负的行业将会获得快速发展，并在数值意义上改变上海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但规模扩张，并不等于质量的改善。对于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目标，恐怕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因此，提升上海的服务业能级，还需要继续跟进相关配套政策。

  胡晓鹏

  为大力发拓展现代服务业，上海在去年底获准开始增值税扩围改革的试点，即从今年起在交通运输、建筑、邮电通信、现代服务、文化体育、销售不动产、转让无形资产、金融保险和生活服务等行业的营业税改为征增值税。眼下，这项改革改革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如果运行得好，将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因此，增值税扩围改革的效果可能会如何，现在很有必要预判一下，以便在全面认识其正面效果的同时，理性把握可能带来的问题，更好、更快地制定出对策。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即对开征增值税的企业，允许其抵扣外购固定资产和同样开征增值税的中间投入的价款。然而，在营业税和增值税同时并行的前提下，由于购买开征营业税的中间投入或资产并不能被扣除掉，客观上产生了税制分割导致产业关联弱化的趋势。因此，笔者认为，服务业增值税扩围的改革，将会极大地促进工业企业对服务性投入的外购，这在部分消除服务业内生抑制的同时，有利于推动工业服务化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软化的效果。实际上，从投入产出表来看，工业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依赖程度确实很大，比如，工业中间投入中来自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几乎是服务业中间投入中来自工业的中间投入占服务业总产值的三倍多。由此可见，在扩围改革的引力之下，工业制造业将是最先得益的部分，尤其是那些服务要求含量高、服务外包程度高的先进制造业。

  虽然上海现代服务业在总体上将因增值税扩围改革而获益已成共识，但因为分析增值税扩围改革究竟会对服务业产生怎样的影响，情形要稍微复杂些。所以在具体问题上，学界还有一些不同看法。

  实际情况是，如果服务行业可抵扣成本的比例较小，那么，该行业的获利水平和概率就会越小，甚至是增加税负。从具体服务行业来看，诸如培训业、咨询业等人才密集型服务业的税负可能会提高，因为这些行业的人力投入成本比重很高，中间投入和固定资产所占比例很低。此外，现行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对不同的服务行业设置了不同的税率，其初衷自然考虑了对不同服务业的成本构成情况，但问题的关键是，新旧执行方案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比如，改革之前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营业税计税营业额问题的通知》规定：纳税人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减去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假如某融资租赁公司的资产价值是100万元，增值税是17万元，各类实际成本总计为3万元，发生租金收入为150万元；那么，改革前的营业税=（150-100-17-3）×5%=1.5万元，而改革后的增值税=150×17%-17=8.5万元。当然，这里没有考虑该融资租赁企业从其他服务业中购买到的中间服务抵扣，而从理论上讲，如果这部分可抵扣的中间服务比重较大的话，它仍然是可以获利的。由此，笔者认为，对服务业而言，增值税扩围改革是一种结构性减负的改革，但其实质却是鼓励不同企业之间加强业务关联，通过拉长产业的关联链来扩大增值税的利益链，以此强化不同企业间和行业间融合与互动的效果。

  鉴于增值税扩围改革涉及关联企业的利益格局变动，因此，在微观层次上的企业行为也会随着这项改革而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具体可能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表现：好的表现是将促进服务企业的正规化发展。由于购买增值税企业的中间投入允许抵扣，因此，所有与扩围改革行业发生业务关联的企业将要求对方开具正式发票，这必将有利于抑制那些短期化运作的非正规服务企业的市场需求。比如，现在市场上有一些小型物流企业，根本没有发票，只能开白条，一旦改为缴纳增值税，这类企业的生存空间就大受制约。坏的表现则是虚开发票。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同服务业具有不同的税率，这就不排除某些适用高税率的企业通过变更主营业务来寻求低税率的可能。

  无论如何，增值税扩围改革将促使服务业规模扩张，尤其是那些税收减负的行业将会获得快速发展，并在数值意义上改变全市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但要看到的是，规模扩张，并不等于发展质量的改善。因为，利润高了不等于创新就好了，对于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目标，恐怕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因此，还需要在服务业能级提升方面继续配套跟进相关政策。

  具体来讲，至少有这么三个方面：其一，加快促进低端依附型服务业转向高端自控型服务业。为此，要进一步借力浦东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后世博和迪斯尼项目之机大力发展配套的高端生活型服务业，如娱乐服务、健身保健服务、医学服务、个性化服务等，这是高端人才积聚的重要条件。与此同时，对一些低能级服务业加快功能建设和提升，促进服务业价值链、业务链、技术链的高级化。其二，加速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向以网络和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为支撑的高技术服务业转换，以提供高质量、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服务的新兴服务业。对上海而言，立足自身优势，重点发展的高技术服务业主要有研发服务业、技术转移服务业、产业共性技术及咨询服务等。其三，促进外资内资整合。当下，上海的对外依存度已经比较高，但却并未因此带来更好的利润回报，不仅许多外资制造业的利润率低于传统制造业，而且跨国公司的进入又造成外资研发资源抢占本土研发资源的局面，致使本土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对此，我们不能不密切关注，防止服务业陷入锁定在低端的陷阱，力求通过内外资整合，切实提升本土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能级。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