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增速走低和股市低位徘徊，悲观之声充斥，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长率正在大幅下降，而中国经济转型似乎也看不到成功之相。

  我对这两个问题都持相对乐观看法。我认为中国经济长期潜在增速比过去十年有小幅度下降，但没有大幅走低的充分理由：

  从制度看，尽管中国制度变革成效显著，但现实中随处可见的制度约束导致政府部门、国有企业、金融机构效率低下的情况，暗示制度变革的空间仍然巨大；

  从物质资本看，尽管中国资本积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但是人均资本规模仍然很低，进一步进行资本深化的空间仍然很大；

  从劳动文化看，尽管“90后”开始加入劳动力大军，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所下降，但这代人需求更丰富、实现自我价值的思路更开放、更富有创新精神，暗示劳动文化变化更多是结构性而不是消极性的；

  从人力资本看，尽管数量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正不断消亡，但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的提升，“70后”、“80后”具有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的劳动者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爬升，使得整体劳动力素质继续快速提高，包含数量质量两个维度的人口红利仍能持续较长时间；

  从技术（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水平看，尽管中国不少企业已经具有很强的国际技术竞争力，但即使剔除前述制度约束因素，仍有大量企业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提升空间巨大；

  从自然资源看，全球许多重要自然资源的供给正趋于相对不足，但未来一段时间欧美经济将处于弱势调整阶段，这为中国提供了资源时间窗口，而新能源、新材料的发展正在为这个时间窗口之后的供给准备条件；

  从环境看，中国在过去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巨额环境欠账，已经从软约束变成硬约束；

  最后，从产业结构看，GDP中第三产业的占比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效率提升比第二产业要慢，这意味着经济增长面临结构性压制，但这种压制其实是结构升级的反映。

  综上，我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回落，但回落的幅度是有限的——比如从10%略高回落到9%略高。回落主要体现的是资源、环境的约束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但考虑到欧美经济提供的时间窗口，考虑到技术进步，考虑到环境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渐进性，目前没有充分理由认为长期潜在增速会下一个大台阶。

  与对长期潜在增速的相对乐观相联系，我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也相对乐观。

  2005年底，我在关于中国经济中期展望的报告中写道：“中国最近二十多年来的高增长是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完成的，忽视这一背景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深层原因。转轨既是中国经济成功之处，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选择的深层约束……当前中国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是改革中最核心也是最艰难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求以极大的魄力果断出手，但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面对调整，既不能失去信心看不到调整中的机遇，也不能浮躁大意看不到风险、曲折、渐进。”

  这篇报告的题目是“伟大的转型”。说转型伟大，不仅仅在于转型成功结果之重大，更在于转型本身之艰难。纵观世界历史，成功崛起之大国，无不是克服无数挑战，经历许多曲折，而能长期坚持不懈者——这里的长期，不是二十年三十年，而是五十年甚至上百年；这里的坚持不懈，不仅仅是政府或者政党，更是每一个处于这个历史时代的国民，因为转型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巨大社会运动。转型既具有极大的随机性，也有着清晰的必然性。我们必须从这种巨型时空维度，来理解这种必然性与随机性的辩证统一。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有了这样的时空维度，看近年来中国的情况，我们就不会那么悲观了。

  从“黄金十年”到“长期增长率大幅下降”，短短几年之内人们的长期观点大幅摇摆。但2007年的极度乐观和2008年的极度悲观之后，市场的走势恰恰与之相反。现在，市场很悲观，这是否暗示机会快要来临了呢？

  （作者系华安基金投资研究部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