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使有效经济增长成为常态，通过适当机制转换将增量财富转化为民生福利安排。站在全球经济大洗牌的角度冷静思考中国经济短板，中国当镜鉴日本与欧陆国家的教训，突破美国设在金融和其他战略产业领域的壁垒，锻造高端产业核心竞争优势。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经济数据来看，尽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呈现逐季递减趋势，但放在极为诡异的全球经济变迁与金融动荡的大环境下观察，还是一张值得肯定的经济成绩单。对偏好经济数据的市场主体来说，更感兴趣的可能是中国去年的经济规模按人民币平均汇率计算已突破了6万亿美元大关，以及投资增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CPI指数、PPI指数等关键性指标的全年表现。不过，笔者并不认为去年GDP增长9.2%以及第四季度创下两年来新低的8.9%增速有太多指标意义。因为在对GDP有点疲劳的今天，紧盯这个单一数据的起伏，本身就是GDP情结浓厚的表现。同样，也不要认为普通百姓对中国的CPI真有那么敏感，更不要动辄拿猪肉价格说事，人们更关注的是自身在经济发展与财富分配的大格局中处于哪个坐标？以及一旦中国经济真的硬着陆，政府与社会如何拿出有效的保障机制？

  笔者多次说过，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金融与货币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至多具有符号意义。国人实在不必太过看重经济数据。

  这里必须提及英国。表面看来，本轮金融危机似乎已成新老经济大国换位的催化剂。117年前的全球首席经济强国英国如今已滑落到全球第七位，排在英国前面的居然还有巴西。忧心忡忡的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十年之后英国的世界经济排名还将进一步滑落到世界第八。单从经济数据来看，英国人并非有意唱衰自己。十年前，英国还稳居全球经济五强之列。但如今，其经济规模只及中国的五分之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11巴西的经济规模约为2.51万亿美元，英国则为2.48万亿美元。假如不引入比较客观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参照系，似乎今日全球经济中心真正东移与南迁。不过，依然是今日全球经济与金融信息传播主导力量的英国媒体之所以热捧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实力，为的是提醒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大国必须重视正在发生的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并不表明英国果真降格为二流经济强国了。其实，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英国尽管受累于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达尔文主义”冲击，经济难免陷入衰退泥淖。但在欧洲主要大国中，英国却是最淡定的两大强国之一（另一个是德国）。英国知道自己在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与英镑本位制之后，要想保持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既有地位，必须利用自己极为有利的地理、文化优势以及依然在全球“吃得开”的一系列金融符号，同时借助美国的力量，辅之以高明的货币竞争战略，确保了英国的世界第二金融强国地位。

  不能不承认，英国人对金融领域的专注与饱含国家智慧的金融发展战略确实高明。英国人在绝对实力下滑的情况下巧妙运用金融这个力量杠杆维系竞争优势的做法，特别值得我们细细领悟。

  在全球金融洗牌愈演愈烈、国家核心利益争夺白热化的今天，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独立的货币符号，如果不能掌握或参与制定初级产品与高端产品的定价权，即便经济规模做得再大，也难以摆脱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弱势地位。

  因此，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问题，并非GDP突破6万亿美元之后何时超越美国的问题，而是如何使有效经济增长成为常态，以及如何通过适当的转换机制将增量财富转化为民生福利安排；更应站在全球经济大洗牌的角度冷静思考中国经济的短板。尤其应当镜鉴日本与欧陆国家经济发展的教训，突破美国设在金融和其他战略产业领域的壁垒，锻造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为什么从最高决策层到普通市场人士都格外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担心中国高速行驶的经济列车可能有一天会突然减速乃至出轨，为什么各方都在急切找寻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并争相讨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所有这些均说明中国必须深切检讨这些年来经济增长的有效性，须在超越速度与激情的基础上冷静思考中国经济大船的安全航道。

  表面看，中国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似乎不少，其实真正拿得出手的东西很少。天量外储恰恰折射出我们所处的弱势分工地位，跃居世界第一的外贸，在美国的强势锁定与全球经济动荡面前每每显得脆弱，看起来很强大的制造业，不仅面临美、欧、日的打压，也越来越受到来自要素成本较低的价值洼地国家的挤压。况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已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中国经济业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和资本流动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去年的GDP总值中至少有30%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在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业、汽车、电子信息以及新能源等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产业领域，中国远未构筑起足以确保自身安全的技术新边疆。

  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而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要求破除政府对要素价格市场化的约束。进而需要突破的是，打进美英等国精心构筑的资源定价体系，提升中国在金融分工链高端环节的地位；在构筑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锻造一流的工业经济体系，构建成熟的国内金融市场、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敏感的风险意识以及成熟的金融监管，进而推进金融国际化步伐。如此，才有可能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战略地位。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