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遭遇结构性问题求解瓶颈的达沃斯论坛，将今年的主题锁定“塑造新模式”是需要不小勇气的，且论坛第一场就是“资本主义大辩论”，昭示作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欧洲已到了非得彻底改革不可的境地。因为种种迹象显示，2012年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不是美国经济将会怎么样，而是磕磕绊绊达13年之久的欧元体系会否走向全面崩溃。

  惠誉在当下敏感时刻下调意大利、西班牙等欧元区5国主权信用评级，并没有引起市场的跟进，说明“以邻为壑”有时的确令人反感。不过，在暂时未找到美国金融资本操纵市场获利的确实根据前，欧洲不应把欧元危机归责于外界。世人也不必过多解读默克尔与卡梅伦在本次论坛上明显不搭调的讲话。英国人从来都有难以释怀的欧陆情结，同样哲学思维严谨的德国对英国一贯以来的小算盘想必也看得真真切切。欧洲从来不缺经济智慧，不过现代经济学则产生于英伦。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当欧陆国家憧憬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付诸实践之后可能带来的诸多红利时，英国根本就不急于加入欧元区，尽管英镑一度日薄西山，可梅杰、布莱尔、布朗等几任英国首相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放弃英镑。事实也证明他们或许确实比欧陆国家更有前瞻性与警惕性。如今的英镑，依然是全球三大货币之一。

  另一方面，英国人懂得，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争夺产业主导权与金融资本控制力的今天，如果没有独立的货币符号，不能掌握或参与制定初级产品与高端产品的定价权，即便经济规模做得再大，也难以摆脱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弱势地位。因此，英国一直把提升金融竞争力作为固本之道。如今，面积不到2.6平方公里的伦敦金融城不仅是世界上金融机构最为密集的超敏感地带，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市场和保险市场以及欧洲最主要的证券市场、黄金市场和期货市场。不少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仍由伦敦商品交易所（LME）牢牢掌握。英国的另一过人之处是，在紧握金融主导权的同时，不忘构筑实体经济竞争力，如今，英国在战略性产业发展、创意设计乃至工业技术、工艺制造、资源利用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产品依然是不折不扣的顶尖强国。

  与此同时，曾被欧陆国家寄予厚望的欧元，却成了欧洲经典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负，这明白昭示世人：区域经济整合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参与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并尽可能地节约交易成本。从欧元区国家经济政策目标与现实表现来看，若对约束条件考虑不够，仅有前瞻性的整体设计是无法通向理想经济道路的。换句话说，欧元区经济融合的摩擦成本已证明远大于一体化之后的收益。

  难怪有人评论本届达沃斯论坛的相关议题说：回顾欧陆国家经济范式，资本主义需要重新设计！这不由得使笔者想起当年轰动世界的“社会主义大论战”。1920年，新奥地利学派领袖人物米塞斯发表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计算》，通过分析一次大战以后初生的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面临的经济困难，从理论上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围绕着米塞斯的挑战，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别:社会主义的反对派与同情派，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除米塞斯外，还有奥地利的哈耶克和英国的罗宾斯；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为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以及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这场学术论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经由这场论战，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不同的经济体制的共同点和同一种经济体制可能出现的不同形态，发展了描述实际经济体制的理论模型，并关注不同制度模式的相对效益比较问题。稍后的194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他提出并解释了两个重大问题，“资本主义能活下去吗？” “社会主义行得通吗？”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活不下去，而社会主义当然行得通。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不断创新，也就是不断“创造性的毁灭”，如果没有企业家的“创新活动”，社会也就无法发展，资本主义就必然活不下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不是由于经济上的失败，而恰恰是因为它的成就本身损伤了它的社会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原因在于企业家精神的丧失。

  尽管熊彼特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但环视今日欧陆各国，除了德国依然保持着高度的勤勉和创新精神之外，还有哪个国家保持着同样的进取精神？且动员能力日渐衰弱的政治领袖更多时候被已习惯了“金融化生存”和“高福利享受”的选民情绪所绑架，不敢祭出有效但会触及既有福利水平的紧缩经济政策。

  当然，世人也不应低估欧陆各国的自我救赎与反省能力。假如欧陆经济范式因债务危机而崩溃，欧洲在借助世界力量稳住金融市场的同时，或许会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投入，强化科技研发，以科技革命引领经济发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