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琨

  原初花园是一个人的智慧之井。在创业，“一次正式的进军”之前，任正非已具备了所需要的所有东西，等待的只是挑战或者唤醒。

  任正非家的生活艰辛，“亲亲”之爱却异常富有。父亲任摩逊放下名利，专注教育，家安顿好，就是匹夫对国家安顿的担当。那份定力不是一般人能具备的。任正非就没看过父亲发急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了那是一种对人和社会本质的把握。“文革”中，他学着父亲的“不要随大流”，静下心来，发现了主义盛行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科教兴国。他把自己的心神，都收到科学技术上来了。而日后的华为正是沿着科技和教育这两条轨道前行。

  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母亲程远昭却常常能在没有米的窘况中，不断变换出希望来。作为老大，他更多地观察和体味到了母亲的不易。他发现母亲最重要的品质是有一颗静心。母亲话少。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做，每做一件事时，都那么全心全意。母亲的静心担大任，给任正非很强的启示：“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

  静心，是任摩逊、程远昭给任正非最好的熏习。这让任正非性格中有种独特的清静。他不喜欢话多的人。多话常常是一种干扰，干扰了那颗做大事需要的静心。诚可谓，世间没有小人物，只要发大心，就是大人物；世间没有大问题，只要虚其心，就没有大不了的问题。这种性格的形成，推助他日后创建华为并把华为带领进数一数二的公司行列中。

  在任正非成长的家庭中，双亲给了他无尽的爱。一家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任正非在后来对员工的评判标准中，将孝顺放在首位。他的那篇《我的父亲母亲》，也一直为中国商界所传颂，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企业人。

  中华文化的根在家庭伦理。孟子根据中国人的生命体验，提出了一个爱的次第：“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为爱自己和家人，这是爱的基础层次。放到公司层面，就是说要爱员工。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和家人，他要去做对人类有益的事，就大值得怀疑。

  孟子提出的第二个层次是“仁民”，放在今天公司的背景上说，就是“爱客户”。能爱家人，就能爱员工，才能爱客户。把员工当成家里人，爱他们，才能激发他们的能量。在爱的氛围中长大的任正非，深深体会到爱的能量。他把这些爱无保留地给了他的员工，协作商以及客户。

  第三个层次才是“爱物”。这个可以是企业追求的规模、利润和成长。现在大多数企业家直接奔“爱物”了，结果由于家庭内部和公司内部的问题，使公司不断遭受危局。任正非“爱物”爱得很炽烈。在还是2万元起家的小公司的时候，他就要挑战世界巨头，要成为中国第一。不过，他的“爱物”恪守“爱的次第”。不然，他既要挑战巨头，又要防范内患，哪里还有那份心志！

  有太多的中国公司都忙着去“爱物”了——利润和规模，而任正非却恪守着爱的次第。20多年来，华为造就了几千个收入过1000万元的高管，造就了几万个收入过500万元的主管，造就了是十万个收入过100万元的员工。任正非的成功得益于他对员工的尊重。华为实行全员持股计划，普惠了为华为做出贡献的员工。任正非曾感慨地回忆那段艰苦岁月：“我的不自私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之所以这么成功，与我的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的确，任正非在他母亲身上见证了什么是“舍己从人”。她眼里只有孩子们和丈夫，唯独没有自己。她放下了强大的自我，聚焦到少部分人，以他们的呼吸为呼吸，以他们的心跳为心跳，而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每一个人的能量，她也就显得能量源源不断。任正非从母亲那里学习到这一招，终生受用不尽。他养成了与他人分享奋斗成果的习惯，不留恋财富，愿意与别人分享奋斗的成果，为此不惜不断稀释自己拥有的股份，以团结和激励更多的人为实现理想。

  有一次，四通集团创始人段永基造访华为。段永基问任正非有多少股权。任正非回答，“我占的股份微乎其微，不足1%。高层加起来3%吧。”于是段永基说：“那你有没有考虑到，你们只占3%的股份，有一天别人可能联合起来把你们推翻，将你赶走？”任正非回答说：“如果他们能够联合起来把我赶走，我认为这恰恰是企业成熟的表现。如果有一天他们不需要我了，联合起来推翻我，我认为是好事。”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后来华为发展出来的商业模式，那就是“舍己从人”。任正非从来不惧巨头，因为巨头尾大不掉，不会去关注客户近期的需求。任正非反其道而行之，把目光锁定在客户三个月的需求上。他会集中整体力量，去把握客户的心跳和呼吸，与他们共呼吸，结果往往能把巨头的客户转化过来。

  （作者系北京大学民营研究院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