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产业室主任史炜

  ⊙记者 潘高颖 ○编辑 王晓华

  2012年是外围经济并不乐观、内部结构亟待调整的一年，而我国的能源结构调整某种意义上是整个经济结构调整最为紧迫和关键的领域。

  “如果说十一五期间谈能源结构调整只是个口号与框架、真正操作起来仍有诸多条件限制，十二五便是一定要往这个框里填东西的时期了”，史炜说。

  那么这趟“破冰之旅”怎样走才能旗开得胜？本报记者就相关话题对史炜进行了一次独家专访。

  记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您认为能源产业改革的趋势是什么？“十二五”期间哪些领域是应该最先进行改革的？

  史炜：趋势就是去垄断化，电力、能源行业都是如此。

  从去年最热门的“电荒”谈起，不能完全说是“人为电荒”，但至少是电企、煤企与铁路运输三方垄断集团利益难以平衡的结果。

  首先，从客观的运行数据来看，去年无论是年度总装机量还是传输量比2010年同比增长率都在16%以上，这说明供给是稳定的，但区域和月份情况有差异，因此需要在调度上有选择，例如夏季枯水期时南方电力短缺，或者浙江、江苏等东部地区本身用电需求大，这时就存在有发电能力不发、有调度能力却不调的情况。

  同时，另一个被炒热的缺电原因——煤电矛盾，仍是一个非常表面的现象，若深究根源，仍在于垄断煤、垄断电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矛盾的现象。我们的煤还不是真正的市场煤，尤其是经过去年几轮地方取缔小煤窑、煤炭行业大整合之后，国家保护的几家大煤炭企业的寡头地位更加确定，于是煤价几乎就难有颓势。

  再就是铁路运输部门，它们是把煤炭从山东、山西、内蒙这些煤炭集中地区运出去的运力保障，但在我国这样的铁路运输环境中，就算煤炭企业有时都要喊亏，煤炭运费是一定只升不降的。

  记者：2012年中国发展经济的主基调是“稳增长、调结构”，在外围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产业结构调整怎么和GDP增长同步进行？

  史炜：这一个阶段产业的发展必须与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步调相同，我对于今年GDP增速的预测会比较低，尤其地方密集的小工业生存状态不容乐观，政策部门扩大消费的措施会更加发挥作用，因而许多产业可能面临行业洗牌，在结构调整中只有提高自身附加值、降低能源消耗才能在这轮竞争中生存下去。

  首先，我认为去年GDP增速是偏低的，实际上并没有9.2%这么低，因为加总平均各地的GDP，数据应该在10.2%，甚至更高。因为去年的地方投资拉动型的GDP非常明显，库存也很高，在16%左右。

  第二，与去年不同的情形是，今年的经济增速的确会放缓，8%或8.5%都有可能，这也符合在经济内部结构调整时期的发展规律。像去年地方政府仍然不断在像向中央“跑项目”投资小工业的情形会得到根本改变。原来地方政府追求GDP，不顾实际产出盲目投资一些地方项目，弄得这些年销售额在2000万以下、项目资金500万到1个亿的项目遍地开花，在这轮结构调整中，由于生产能力有限只能是增加地方负担。

  记者：您怎么看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的关系？

  史炜：这就要谈到政府职能的转变了，谈能源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也好，它们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行政制度的改革。比如中央放开项目投资权与审批权，只设定一个行业标准与门槛，即考量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与否，至于投资权交给金融机构，另设单独的监管机构。

  又例如建立完善地方投资机制，中央只在关系重大国计民生的领域投资，比如高端装备、高科技产业与信息化领域。

  这种由限制型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有利于产业发挥其内生动力的，因为它使行业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决策主体更广泛，也使资本市场更实事求是，资金不会非理性的涌入或退出。

  强化自由竞争，同时保留适度干预。干预与自由的协调配合是全球化下的竞争要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干预存在的强度和方式；国家适度干预在发展方式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我了解，“十二五”期间的能源领域改革，有关部门已经有许多讨论方案，但现在都卡在这个行政管理体制上，但高层决策者们已经看到我国能源危机的严重性，因此“十二五”期间的能源改革在现有的国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干预、引入更多市场竞争机制等条件逐渐成熟的背景下应该会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