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精英移民”是个很老的话题，之所以老话重提，是因为最近一些特殊的接触使我有机会近距离了解所谓的“精英移民”，发现其中某些现象，尤其是背后隐藏的现实很值得思考。

  春节期间，在几次朋友聚会上遇到几位已移民他乡回国探亲的商界“精英”，通过交谈我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听他们在出国前都不是因为生意做不下去才走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在事业顶峰时期选择退出商界，拿着多年积攒的财富携家带口移民出国。追问原因，大多答以“子女教育”、“换种生活方式”之类。这和我在网上看到的评论差不多。但深究起来，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较早产生移民念头的商界精英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状况：企业经过多年打拼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但多数固定资产在一个亿以下），再往前发展遇到了瓶颈，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困难和管理创新困境。继续维持虽力所能及，但边际产出已大不如前，尤其当遇上资金瓶颈时，维持的成本实在是今非昔比，维持的价值也是每况愈下。继续往前发展，不仅自身克服困难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客观环境也缺乏激励。于是便动了一走了之的念头。

  这些企业遇到的困境，其实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经济发展初期，用经济学家们的专业术语来描述，是“边际产出高”，创业者能较快收获“市场经济的初期红利”。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尤其信息技术的膨胀式发展，信息传递速度大幅提高，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粗放式赚钱方式便渐行渐远，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市场红利开始递减，企业所有者的边际财富增速减慢甚至趋近于零，这些都是无可规避的。应该说，这不仅是正常现象，甚至应该叫做好现象。但是，一个好的市场范式不仅要为市场活动提供产生正常现象的沃土，更应该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把好的现象转化成好的结果的转型机制，以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但这种转型，绝非市场个体所能决定，而要靠宏观经济政策来培养应有的市场激励和市场环境。比如公平竞争、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等。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在高速发展近三十年之后，不但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反而把问题暴露得更充分了，这就使得非国有市场参与者在面对企业发展瓶颈时变得手足无措。

  那么，问题是不是就没法解决了呢？当然不是，实际上，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为这种实体经济瓶颈提供了另外一种转型激励机制，就是产权转移机制。那些既无内在创新升级能力，也无外部转化渠道的企业可以主动转移资源配置权，并将手中的财富转化成更适应未来经济发展潮流的企业的股权，通过股权收益方式实现财富的继续增长。这样一来，昔日的商界精英便能以全新的身份参与到更高层次的商业（金融）活动中。这也是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转型中使用的重要手段。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完善度。

  但是，在我国资本市场，无论产权转移制度、公司抢购制度，还是监管制度、公司退出制度，都存在相当程度的缺失。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不存在主动转移资源支配权的可能。无奈之下，商界精英们选择移民。此时恰逢美国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都陷入衰退当中，原本条件苛刻的移民对象国逐步放松了移民要求，这就给那些原本就想“一走了之”的商界精英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移民就此进入高潮。“子女教育”、“生活求新”之类，不过是为了让移民变得更体面合理的说辞而已。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某些个人因素也确实发挥着作用。比如某些商界精英现代产权制度意识淡薄就是其中之一。我就曾见过这样一位企业所有者，当其面临一个成为某地方商业银行大股东的机会时，却纠结于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的惆怅之中，最终与机会失之交臂（此公最后也走上了移民的道路）。但总的来说，商界精英移民背后反映出的宏观经济问题更占主流。

  很多人谈起精英移民，总会为国民财富的流失而扼腕，往往却忽视移民现象背后更深刻的经济发展法律环境的原因。不管怎么说，通过精英移民这面镜子反射出的一些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至今，我们老说瓶颈、减速、着陆，可这瓶颈到底在哪里，速度减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究竟如何软着陆，似乎总有些雾里看花。实际上，个体市场参与者所遇到的困难，就是宏观问题的最直接表现，如果法律、政策能很好地帮助个体参与者解决他们的切身困难，宏观问题往往也就迎刃而解了。

  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的必然现象，精英移民似已呈现淡化迹象。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绝不意味着新一轮大潮不会再来。阻遏、抑制，不能解决问题，抱怨、指责更会适得其反。凡你感到不舒服的现象，背后一定有不让你舒服的原因，找到原因，解决问题，才是正理。我相信，当我们的实体经济市场和资本市场都发展到真正成熟的时候，精英移民恐怕就真的成为历史名词了。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