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搞了很多的现代艺术，突然发现在我们现代绘画的前面站了一个人，那人手拿一支毛笔在画画，他就是齐白石。他竟然站到我们前面去了。”——毕加索

  ⊙西沐

  2012毕加索中国大展将于2012年2月28日至2012年5月1日期间在成都举办。毕加索被公认为是自20世纪百年来最具魅力的艺术家，本次展览共展出56幅他的真迹，其中，包含他一生艺术发展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油画作品48幅，雕塑7件；还有记录毕加索生命历程难能一见的50幅高清照片以及毕加索的影像纪录片，全方位呈现毕加索艺术的整体脉络与人生的发展脉络。展品涵盖了毕加索“蓝色时期”、“粉红色时期”、“立体主义”、“新古典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可谓是盛况空前。

  事实上，在毕加索生活的时期，中国也出现了李可染、张仃等伟大的艺术家，他们也在为寻找中国画新的语境而不懈地努力与探索。中国的传统绘画到了清末已走向了迷茫。为此，李可染、张仃、罗铭等人，选择用以写生为主的写实主义来改造中国画，这与同时期的西方绘画的探索是反向的。此后，张仃先生对于西方艺术也有很多新的借鉴，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德国的包豪斯，另一个就是毕加索。所以，后来就有人说张仃是中国的毕加索加城隍庙。实际上，张仃的艺术探索并不是这么简单。张仃当年和其父亲私下里谈得最多的就是毕加索及其艺术，他们想要解构毕加索的艺术，把它一步步分解开来，然后加以吸收、消化。据李庚回忆：当年李可染先生曾说，张仃领导的工艺美院及其体系与理念，将来会主宰中国的绘画。

  毕加索对东方艺术十分向往，在他晚期诸多作品中可见他深受东方绘画艺术影响的痕迹。毕加索崇尚中国艺术，对中国人民一直很友好，中国艺术家与毕加索有许许多多的互动与交流，不少都已经传为佳话。但毕加索的存在，对于20世纪的中国艺术界始终是一个困惑，怪诞艺术，法共身份，以及阶级属性与难以理解的画风。

  在这期间，张仃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据记载，张仃1932年在北平美专读书时，年仅16岁，他第一次看到了毕加索的画册就被震撼了，引起了正处苦闷和焦虑中的张仃的强烈共鸣。上世纪50年代初，张仃多次被委以重任，出国主持了多个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但他1956年的巴黎之行却显得不同寻常，他预感到有可能见到毕加索，为此，准备了自认是最好的礼物——一对珍藏多年的民间门神版画。在巴黎主持国际博览会中国馆设计期间，张仃奉命加入到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中，于是他提议：拜访毕加索。当代表团来到毕加索的居住地后，这个礼物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送出，他只好将另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礼物——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送给了毕加索。这份礼物使毕加索很受震撼，以至于张大千去拜访毕加索时，他脱口而出：“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随后展示了他临摹齐白石的水墨习作。

  1983年，毕加索原作在北京公开展出，张仃后来写的长文《毕加索》，开篇就呼吁，要以“绘画特有的语言”去理解毕加索。“首先要不抱成见，不要怀疑一个伟大艺术劳动者的真诚。”由于张仃对于毕加索的认知，使他所领导的工艺美院有毕加索在中国影响的影子。张仃的这种思想也在学院的教学及学术会议上，潜移默化地体现出来。张仃将包豪斯的思想加入学院工业造型的教学上，将毕加索的思想与平面设计的教学相结合，使设计逐渐抽象化、艺术化。

  当然，研究毕加索就不能忽视其背景与发展脉络。毕加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在世纪之交那个时期，西方正在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换的特殊时期，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旧的资本主义文化与文明的格局也正面临崩溃，可以说各种思潮不停地激荡蔓延，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苦闷和压抑，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更加激发了文艺思潮的活跃、敏感与骚动，他们焦虑地寻找着抗争现实与情感发泄的形式与出口。于是，就有了毕加索及其艺术的表现。

  同时，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艺术是西方当代艺术的“起爆器”是有缘由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毕加索及其艺术对中国的影响可用巨大来表示。据说在毕加索晚年的时候，曾多次提到齐白石。毕加索曾在一次和马蒂斯的亲密谈话中说到（这段谈话后来被他的夫人记录了下来）：“我们搞了很多的现代艺术，突然发现在我们现代绘画的前面站了一个人，那人手拿一支毛笔在画画，他就是齐白石。他竟然站到我们前面去了。”马蒂斯听后也表示赞同。当时，齐白石也知道毕加索，据说他曾说：我知道毕加索，但我不学他，他画的和平鸽是飞在天上的，我画的是站在地上的。

  据文献记载，梵高在临死前有一本日记。日记里曾写到，“绝不是几个印象派的画家喜欢日本文化，而是因为以浮世绘为代表的亚洲文明直接产生了印象派。”梵高是一个倔强而真诚的艺术家，他不会说假话，不仅仅因为他曾是个牧师。后来许多学者在将浮世绘和莫奈的作品对比后，惊人地发现莫奈的一些风景作品，就是在模仿浮世绘的构图。莫奈当时的居室里，墙上挂的没有一张西方的绘画作品，几乎全是日本的浮世绘。而当人们在考察莫奈和梵高收藏的浮世绘作品中，竟然还意外地发现了中国的《芥子园画谱》。

  法国人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实际上也是其对于亚洲文明的关注。其中，葛饰北斋是日本浮世绘三大师中的代表。他曾说，“我绘画的启蒙就是中国的明式版画和《芥子园画谱》。”日本浮世绘后来也被学者认为是源自中国的彩色饾版印刷（水印木刻）。在文化的继承上需要方方面面的素养，这也使得毕加索同时代的年轻艺术家，为了开阔自己的视野，才会找到日本艺术这个东方文化的窗口。因此，毕加索的艺术也似乎可以进一步论证——东方文化是西方现代主义产生的一个“起爆器”的观点，这虽然不是定论，但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学术线索。

  （作者系2012毕加索中国大展组委会学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