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朝日新闻》2月22日社论

  支援希腊必须考虑经济重建

  欧元区的财务部长会议决定由欧盟（EU）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希腊追加援助1300亿欧元。民间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ECB）也通过减免偿还的方式加以援助。3月偿还期限即将来临的希腊似能避免不履行债务的危机了。希腊将推进削减公务员等紧缩财政，使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现在的160%下降到2020年的120%。EU和IMF的代表将常驻雅典加以监视。

  但是，情况没有这么乐观。紧缩政策导致2009年以来的负增长将会持续。希腊经济疲软，可能出现“手术成功了，但是病人死掉了”的情况。而且，债务和经济同步缩小，可能面临债务比重无法降低的危险。

  希腊目前除了旅游没有像样的产业，贪污腐败、地下经济蔓延。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并非易事。虽然公务员天堂被打破了，但如国民对经济增长无所期待，那么很难将国民引导上改革之路。常驻雅典的EU代表不仅要监视浪费和腐败，还应在产业和社会的结构改革方面贡献智慧。

  支援希腊的过程是曲折的，欧洲南北方的隔阂难以消除。德国等北方国家对希腊政治充满了不信任，采取强硬的要求财政紧缩的姿态。这有伤希腊国民的感情。必须指出，金融危机的缓和只不过是为希腊和欧洲争取了时间，欧洲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团结起来采取对希腊经济重建负责任的行动。

  （梁宝卫 编译）

  《经济学家》2月25日社论

  是什么让金融创新变坏了

  关于金融创新的争论始终围绕着一个简单的问题：金融创新是好还是坏？但量化金融创新的结果几乎不可能，因为像所有事情一样，它取决于如何使用，本身并无好坏。当然有些金融工具，如高杠杆类的产品天生就带有更多危险性。但即便是被认定为“好”的金融产品，也会表现出与备受诟病的产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比如英国的彼得伯勒的金融尝试。彼得伯勒是世上第一个运作“社会影响债券”的地方。这一工具不是真正的债券，但运行方式类似证券。2010年社会金融组织从17位投资者处筹集了500万英镑，被用来支持一个“防止罪犯再犯”的计划。名列这一计划的犯人，其再判率将与国家公布的再判率作对比，如果彼得伯勒的再犯率低于国家水平，投资者将从司法部获得红利。在基础性方面，“社会影响债券”和备受鄙视的其他金融产品并无太大区别。一是因为“社会影响债券”也会创造一系列现金流来迎合资助者、供应者和投资人的需求。二是因为“社会影响债券”建立在风险转移这一概念上。风险转移是隐藏在证券化背后的概念之一。三是因为 “社会影响债券”也纠结于标准化建立的分歧。

  所以，与其问金融创新是否天性邪恶，更有用的问题是追问是什么让金融创新变坏了。简单的答案是“人”。当泡沫胀大时，贪婪的人不当地利用了创新，去人为地制造了风险而非转移风险，去增加了复杂性而非解决问题。然而去苛责由人类性格缺陷造成金融创新的糟糕结果于事无补。我们要认识到金融创新缺乏一个“关闭”按钮。金融创新不像药品研制要经过严格测试把关才能推向市场，金融业对标准化产品有强烈渴望，这通常加速了某一创新产品的采用率。金融创新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就变得越来越具系统重要性。但一旦失败，也必然会带来广泛的、难以预测的后果。

  （贺艳燕 编译）

  《纽约时报》2月23日文章

  美国其实是世界最大福利国家

  美国人认为自己和欧洲有两大不同点，一、较欧洲有更大的社会灵活性；二、美国政府较欧洲政府要小得多。因此，不会陷入类似欧洲的麻烦。可惜，这两大想象都是错误的。美国在应对经济问题的很多方面类似欧洲。

  在福利方面，美国只是善于隐藏巨大的福利开支。欧洲人通过政府直接支付来提供福利待遇，美国则通过税收减免。在欧洲，政府直接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美国是给雇主巨大的税收免除。欧洲政府提供公共儿童保育，在美国有儿童税收抵免。在欧洲，政府补贴某类行业。在美国，政府为某类行业提供特别税收减免。这些税收开支较为隐蔽但数额巨大。2007年，美国预算专家累加了所有支付类税收，得出的数额达6000亿美元。如果将这些税收减免计入政府开支，那么联邦政府将比现在的规模大五分之一。

  依据经合组织最近的计算，在将税收和直接花费共同计入支出项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福利国家之一，仅次于瑞典，而意大利、澳大利亚、荷兰、丹麦、芬兰和加拿大都在美国之后。

  也许有人认为，税收减免和直接花费是不同的运行方式，那么假想一下，五角大楼要买一架新战斗机，政府不是直接给制造商一张100亿美元支票，而是发布价值100亿美元的“武器供应税收抵免”计划，那么飞机仍会被制造，飞机制造公司将通过税收减免获得收入，而政客则能吹嘘他们减轻了政府负担，缩小了政府规模。

  本周，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公布了一项旨在简化公司税收代码的计划。这一计划并不完美，但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作者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