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金节

  全球金融危机仍旧在深化，中国的宏观调控也依然在阔步前行。过去一年，财政货币政策的收紧，决策层与过去增长模式告别的决心逐渐彰显出来了。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这一次实现经济转型的希望之光。

  虽然在农历新年之后，似有迹象暗示宏观调控可能重回保增长，但更多的事实还是指向了坚定转型的一端。芜湖微调楼市的“擦边球”三天夭折，表明房地产调控目前绝不可能放松。而央行宣布再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缓解银行体系因为外汇占款持续减少而出现流动性困难局面的意图十分明显。把“降准”理解为放松货币政策、拯救房地产，未必太一厢情愿了。

  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投资又主要仰仗房地产泡沫堆积的发展老模式，给未来的中国埋下了不少 “炸弹”。这种发展模式是以货币超发为前提的，现在愈发难以为继。在M2余额高达85万亿的今天，若再年年增长15%以上，“十二五”末期就将达到惊人的150万亿，高达180%的M2与GDP之比再难扩张，势必引发恶性通胀和超级泡沫。要知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早已经不堪忍受：目前高达28万亿的资产规模，对应的仅为两百多亿的资本金。

  确实，过去十年来，外贸出口和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但是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口在全球经济低迷不振的大环境下增速大步放缓，出口的倒逼式转型已经箭在弦上。尤其在2005年迄今人民币累积升值近30%之后，一大批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正逐渐被淘汰出局。经受了考验而生存下来的企业，多数可谓大浪淘沙之后的“优质”企业，只要未来相应的政策鼓励到位，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必能较之几年前有较大水平的提高。

  如今，房地产形势似乎还处于胶着状态，行业大洗牌还未正式启动。就此次转型大计而言，最为关键的是放弃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的经济支柱地位。由于发展的严重失衡，目标的偏移，房地产业已结成的极其庞大的利益链条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2011年，中国人均GDP刚刚跃上5000美元，已是严格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人们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用于住房消费，对一般的日常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中国的国民消费之所以始终徘徊在低水平，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泡沫的不断孳生。

  早些年房地产投机的财富效应所产生的诱惑力，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企将精力用在了投机事业上，无法安下心思谋求实业的发展。如果听任这种倾向继续蔓延，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产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的希望在哪里？虽然以经济规模计，去年我们已晋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们至今不见与这个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具有卓越创新力的跨国公司。

  回过头来看，2008年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海啸的时候不免有些用力过猛，为此，从2010年决策层就一直在努力矫正，政策执行的效力目前已经显现。房地产市场的严厉调控已见成效。只要目前的政策坚持下去，化解房地产泡沫，实现房价合理回归的目标完全可期。

  按照过往的经验，中国经济增长似乎存在着 “三八定律”，也就是逢“3”的年份，经济必进入新增长周期，比如1993年和2003年，而逢“8”的年份，经济总会出现大幅下滑，比如1998年和2008年。如果这个惯性持续，到2013年，恰逢新一届政府上任，中国经济极有可能再度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但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先得忍受住转型的阵痛。

  很清楚，房地产这个经济引擎已经熄火，同时，由于2008年经济本应该发生的下滑，被天量信贷快速拯救起来，调整幅度不够。在眼下这一轮的经济下滑过程中，若没有新引擎的带动，整体经济很有可能会“补跌”4年前本应该发生的下滑。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准备。

  只要我们能承受住经济转型的剧痛、阵痛，同时加大制度红利变革的进程，那么今后的十年中国经济就将迎来一轮万象更新的新天地。如果我们能顺利闯过转型这一关，2013年中国经济或许再有“三八定律”重启新的繁荣，会为今后十年的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有了“吐故纳新”，经济新的周期自然水到渠成。

  摒弃老模式，制度变革可以做的事情很多，都是能够激发经济重新焕发生机、代表先进生产力方向的好事情。当然，难度都很高。改革财税金融体系是立马需要做的事情。在财政收入年年高增长之际，大幅减税已完全具备了现实条件，这既能保证企业再生产的需要，同时有助于中产阶层的成形。至少，中国或许需要即刻减税1万亿以上。温家宝总理和相关财税官员也多次强调将加大减税的力度。

  金融系统需改革，要将更多的着力点放在扶持民间资本发展上，发展直接融资，给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在房地产泡沫消融之际，为了带动一大批高质量的企业成长，大力发展和繁荣股市，应是不二的选择。当然，沪深股市诸多制度沉疴需尽快治理。

  （作者系中国人保资产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