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浩俊

  世行行长佐利克从26日起访华三天，期间出席为发布一份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撰写的研究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而举办的高级研讨会。据报，这份报告最热辣的建议是，敦促“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对中国的国企，尤其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走向，国内的经济学者和实业投资者近期也在激烈争论。有人说，中国的国企现正站在十字路口，到底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到底走什么样的路，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思索一番。

  就国企本身来说，虽然近年来的发展速度、规模、效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为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国企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高、规模的扩张与竞争力的提升，并不成正比。一定程度上，数量的过快增加和规模的过度扩大，反而削弱了国企的市场竞争力，特别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与欧美发达国家世界500强企业相比，中国国企能够拿得出手的品牌、核心技术、创新成果等，少之又少，弱之又弱。而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更是少得可怜。这一点，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上就表现得很典型：需求量世界最大，却几乎没有话语权。

  现在学界已有这样的共识：国有企业扩张速度太快，而且是无边界的扩张。按国家的政策，国企应逐渐退出竞争性领域。可现在国企的扩张已经远远超过原来规定范围。2011年，光是央企与全国各省市投资签约就达8.2万亿之巨。从效益来看，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垄断企业之外，国企的效益还是比较低的。据统计资料，目前央企总资产约27万亿，净资产10.5万亿。而税后的资产回报率只有3.2%，还不及银行的存款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大规模扩张，不但会与民争利，从国家的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也是很不合理的。

  显然，国企如何定位，是首先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国企的定位，才能研究国企的发展目标。据悉，《2030年的中国》认为，国企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不能变。这一点，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国情等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不能分割的。但是，国企的主导地位，主要应体现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领域必须占主导地位，在经济出现困难和问题时，国企应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而不是代表支配地位，也不是所有领域都必须占主导。在其他领域，国企就该退的退、减的减、让的让。

  此外，是国企的市场主体地位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企同样发展不好，同样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质疑。现在各方的基本态度是，不管国企在哪个领域，也不管国企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国企首先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也就是外国媒体所称的真正的商业公司，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各项管理规范。很显然，目前居于垄断地位的国企，是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的。所以，下一步的改革，能否围绕国企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运行模式的商业化等出台更多的政策和措施，是值得好好研究和思考的。

  定位和地位问题明确了，国企的发展目标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基本的设想，笔者以为，大致可以这么表述，国企必须改变只讲速度、不讲效益，只讲规模、不讲核心竞争力，只讲面子、不讲里子的问题。下一步的重点，就是要停止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从外延发展转向内涵提升，即国企的发展目标，主要看核心技术增加了多少、国际品牌打响了几个、国际竞争力提升了几位、国际话语权提高了几分。没有这一些，规模做得再大、所谓的效益再好，也不能认为国企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规模才会变得有意义、有价值。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产业的进一步开放。因为，如果某些领域仍然被国企牢牢控制，这些领域就不可能得到快速发展，国企的核心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提高。在笔者看来，金融、民用航空、能源等领域，理应首先扩大开放程度、降低门槛，对民间资本开放。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开放其他领域。在此，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不要过于担心民营资本的进入会出现安全问题。当然，可以在监管制度上出台更多的措施，而且对民营资本的选择也可以更加慎重与认真一些。而在开放传统领域的同时，国企也应把触角更多地伸向新兴产业领域。前提是，不是单纯地抢市场、上规模，而是注重技术的研究和创新、提升和拓展竞争力，并为民营资本进入新兴产业打下厚实基础。

  不能忽略的是，应该考虑加快建立一种能让国有企业在竞争领域退出的机制。可以考虑社会化地退出。国家对企业的减持，或许可以由社保基金、社会基金接手。

  总之，处在关键历史时刻的国企，只有选择正确，才能确保发展的方向不出现偏差，国企的发展才会走上新的平台。

  （作者单位：江苏省镇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