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当一个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尝试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否定和替代旧有秩序就有了内在的动力。人类历史上各个阶段中出现的改革思潮和举措，都具有这一根本特性。但是变革自身永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纯粹为了变革而变革，破坏而破坏的举措，或者改革的政策和手段确实是适合社会发展的好的政策，但最后却在执行的过程中被少数利益团体用来绑架了社会大众的福祉，这样的改革结果往往与初衷背道而驰。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被历史证明是成功的改革，无不站在大多数人的一侧，为社会大众的福祉而努力，能为绝大多数人带来收益的过程，并最终推动社会的进步。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说过：“拯民莫如实惠”，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只有让最广大的民众获得实质性的收益，社会才可能长治久安。邓小平同志推动的改革开放，无疑抓住了改善人民大众利益这一核心命题。唯有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实质性改善，改革的阻力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改革也才能得到最有力的支持。回顾我国30余年来渐进式改革推动的进程，也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每一次遭遇瓶颈，需要作出关键性抉择闯关之时，坚持以广大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可以确保中国的改革的航船驶向正确的航向而不致陷入迷途。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各种社会问题的表面化和若隐若现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成了我国下一步发展挥之不去的隐忧。无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就举世公认。数以亿计的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的桎梏，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改写了世界的经济地图。但是，近几年我国经济社会所出现的一些趋势，却为下一阶段的国家发展轨迹埋下了许多隐忧。首先是国企在我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着与经济增速不成匹配的增速，发展速度很快，聚集的社会资源众多，却对社会缺乏回馈机制。尽管开放垄断行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吹风不断，但是民营企业还是在经济寒冬中感受着阵阵寒风。国人常说的“大河流水小河满”的逻辑，在当下的中国却不那么灵光了。国富怎么样带来民强，大多数人的利益目标怎么样能不被部门利益的考虑所替代，成了国人苦思的问题。假使中国以高能耗，高出口为基础的高速经济增长成果却没能被大多数的居民分享，这种资源和社会成果分配不均的情况，将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矛盾进一步表象化和尖锐化。

  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言，为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的陷阱，改变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现状，让最广大的各阶层民众一起分享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是我国改革必须坚守唯一正确方向。实现最广大的民众的根本利益，对于刺激内需，改善民生，增进社会和谐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只有如此，经济改革才可能获取最广泛的民众支持，下一步深化改革的诸多措施才会有效地推行下去，将中国未来的发展置于正确的轨道之上。

  以笔者之见，当前理顺各类经济关系，须切切实实从与居民生活相关度最高的收入、住房、教育和医疗以及社会养老的保障着手。改善居民收入，可以通过税制改革，一面减少商品流通体系中的间接税比例，一面设法按家庭实际负担区别征收收入所得税，同时理顺农产品的价格形成体系，维护落实好农民的土地承包流转权利和集体所拥有的土地权利，加快缩小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距。稳定了农民，也就稳定了国民中的大多数，农民收入增加，可以有效地为我国经济转型刺激内需提供购买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也构成了我国下一阶段制度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在住房政策方面，眼下尤其要顶住来自各利益集团的压力，将保障房的建设转化为制度化、系统化的工程，将挤出房地产泡沫的调控进行到底。这可以有效抑制中国城市居民财富分布不均匀的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有助于提高普通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释放居民的购买力。

  教育和医疗是我国未来社会保障网潜在投入最大的领域之一。一个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网，能有效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增进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时，更好的教育和医疗保障，可以有效提高我国劳动力的熟练程度和全民健康水平，这也从人口红利的角度增进了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和技术水平，为我国下一阶段经济的发展做好了生产要素上的质量储备。另外，作为民生改善领域的重头，这两个领域的国家投入的增加和相对于现状的改善会产生显著的正面外在性，极大增进民众的幸福感，提升社会的和谐度。而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健运行，则会给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稳定的长期预期，对社会的稳定会有非常正面的作用。普通居民形成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预期后，也会降低私人储蓄中预留的养老部分，并增加个人的消费支出。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