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

  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将于今年6月任职届满并已宣布不再寻求连任，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世行行长的甄选已不再由美国人上演“独角戏”，代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砖五国”前所未有地吹响了竞夺世行行长的“集结号”。虽然延续了60余年的世行行长人选规则不可能立马改写，但改变确已开始，世人清晰感受到了推动国际金融体系重构与新生力量成长的铿锵脚步。

  作为“二战”之后首次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两大世界性金融机构。根据当年欧美大国间不成文的约定，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行长则由美国人担任。由此，美国人担任世行行长的“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始终没有人质疑和挑战美国人“世袭”行长的“潜规则”。

  可这一次不同了。就在美国人不容置疑地准备推举下一任世行行长候选人时，巴西财长曼特加在刚刚结束的2012年首届G20财政会议上呼吁，世行行长的甄选应当择优录取，不应局限于美国人。无独有偶，南非财长普拉温·戈尔丹也公开表示：现在是改变欧洲人和美国人瓜分IMF和WB这两个职务的传统的时候了。据悉，代表新兴经济体的“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将统一推选出候选人竞争世界银行行长一职。在187个成员国的世行大家庭中，金砖国家发出此类声音在世行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砖国家公开亮明竞选世行行长的态度，所折射出的是全球经济重心正在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客观经济现实。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格局出现微妙转变，在欧美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的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却大幅上升。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GDP增长的近70%由新兴经济体提供，全球购买力的一半来自新兴经济体，并已超过发达国家购买力；不仅如此，包括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在融资问题上越来越倚重金砖国家。

  与经济影响力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银行中话语能量的实际彰显则成为其角逐行长位置更加有力的筹码。数据显示，2010年世行在进行了高达862亿美元的增资扩容后，中低收入国家在世行中的投票权份额从44.06%提高至47.19%，中国的投票权份额从2.77%提高至4.42%，一跃而为排名第三的国家。韩国投票权比例也从1%提高至1.6%，巴西和印度的投票权也获得了小幅增加。与此同时，西方几大经济体的投票权比例则出现了相应下降。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要求在更高层次上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然而，建立新秩序很难，打破一种既定的秩序和规则往往更难。虽然近年来由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损耗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大量实力，但无论从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值，欧美等老牌发达国家的地位并没有明显下滑，新兴经济体固然可以结成联盟以提高影响力，但要“越界”挑战美国长期霸占的位置，除了美国可以在世行中自由行使否决权令新兴市场国家的行长人选无疾而终之外，美国还可以策动欧洲、日本等同盟力量一起回击。事实也正是如此。目前，德国在世行中拥有4%的投票权，英、法分别拥有3.75%的票权份额，日本票权额度为6.84%，如果这几股力量联合起来，其对新兴市场国家所产生的否决力量将更为强大。

  具体到新兴市场国家本身，“金砖五国”能否顺利统一推出行长候选人也还很难定论。一方面，五国各有各的国情，各有各的国家利益，短期内挑选出一个为各方所认同的人选，仓促有余，准备不足。去年IMF总裁热门候选人、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腾斯有望入围的呼声不小，但墨西哥所产生的候选人究竟能在世行中发挥多大的作用，连金砖国家也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虽然相对于金砖国家而言中国若能推出参选人将更有竞争力，但在目前世行高管组成人员中，中国已有林毅夫占有一位，其再获一权位已无任何可能，也为世行规则所不允。更重要的是，对照世行拟定的行长候选人必须“具有经过实践证明的领导力；具有管理国际化大型机构的经验，熟悉公共部门”等最新条件，由于林毅夫达不到以上任何一条，自然难以取得候选人资格，中国在世行行长竞任中的出局就不足为怪了。

  无疑，新兴市场国家企望竞夺世行行长一次成功是不现实的，但国际社会由此强烈感知到了打破世行“潜规则”的一股成长性力量，同时更看到了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改革与重构国际金融秩序的未来希望。依此观察，金砖国家发出竞选世行行长的声音，所彰显出的标志性作用远远大于实质性意义。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