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五

  先来解释上星期的两个小问题。若论回报，体育彩票是最差劲的投资。以美国加州的情况为例，投入一元钱可以期待的回报大约三毛而已，远远低于拉斯维加斯任何赌局，也比所有高风险投资项目的平均值来得低。算法大致是，所有投入的钱仅48%提出作为奖金，而中奖者要支付39%的最高税率。美国政府之所以允准这类博彩，就因为有52%的钱能用来增加公共（主要为教育）经费。民众都抵制加税，却“甘心情愿” 买彩票来资助公益事业。他们对中奖的概率有多少算不清楚，但知道中大奖就能成巨富。其实据测算，一个人得大奖（奖金超过一亿美元）的机会，比他一生当中遭两次雷击的概率还要小。

  以万分之一的单次航程赔率（20元失事赔20万）来看，航空保单就更不划算了。总结世界民航多年来运营的经验，商用飞机失事概率在150万到200万分之一左右，即便是经验不足、机型较落伍的小公司，失事概率也在70万到100万分之一以下。以这样的概率来计算50元的一张保单，果真失事时，扣除运营成本及合理利润，起码得赔上1000万，或者说赔额50万元的保单，合理的价格应当只有2.5元。现在你用信用卡购买机票的话，发卡银行往往会赠送你航空保险，他们付给保险机构的费用则不会超过2元。

  但为什么很多人对购买彩票是乐此不疲？在乘坐飞机前也总倾向于购买保险？这有其深刻的心理原因。通常，对风险的控制和管理，是建立在数学期望值的测算上的，它构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石，即效用期望值假设。近年来对人脑怎样认知世界的研究，对人的决策行为的深入发掘表明，效用期望值假设的现实性很不靠谱。人们对微小概率事件的感知和对重大得失的后果判断，不但偏失都非常大，而且偏失是有定向，是系统性的。也就是说，人的理性能力的局限是结构性的，可以预测却很难得到纠正。因此，行为经济金融研究和进化心理学不但在设计和制定公共政策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且对个人和家庭的决策和规划是否有效，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为了增加些感性的认知，这里来回顾一些大家亲身经历过的事。去年日本海啸+核污染所引发的抢购碘盐事件，就不是“愚蠢”两字所可简单概括的，这类恐慌不但以前隔三差五地发生过，并且将继续与人类的生活同在。1996年春天我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时，正值英国传来“疯牛病”的信息，一时间没人敢吃牛肉。我当时赌气，“千百万分之一的坏运气，难道还会轮到孙某？”硬是去吃了大甩卖的牛排。不过吃了以后心里不免犯嘀咕，据说疯牛病的发作可以等上十几年呢！

  2003年春天SARS猖獗起来，北京、广州风声鹤唳。当时的反应相当过激，有村民为了自保，频频企图以阻断交通来阻断瘟疫的蔓延。到北京出差几天飞回上海的人，竟在机场被直接拉到隔离场所禁闭一周……都市生活几乎为之停摆了。五月底我出席儿子在加州大学的毕业典礼，在这种氛围下，竟也从北京提前一周飞到洛杉矶后就租了一间公寓，足不出户自动禁闭了七天。但在洛杉矶却完全看不到紧张的气氛，不要求任何防范措施。正巧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青年报”联合举行论坛，研讨SARS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我因为在美国，就以越洋电话接入的方式参加讨论。轮到我发言，几乎排到了最后。我完全不能同意前面几位的意见，断定SARS不过是个突发的孤立事件，短期影响正在减弱，长期影响可以说是没有。后来的进展证明正是如此。假如当时我身处北京，能有如此“明智的”见解？事实上，当时的媒体和网络，开始长篇大论1919年的“西班牙流感”，那次流感中人类的损失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死亡达到了2400万到4000万人，甚至更可怕。后世的估算之所以不能准确，是因为缺少中国和东南亚的死亡数据，而中国病亡的人估计在600-1000万之间。令人惊讶的是，SARS之前几乎没人知道中国人曾在那次“瘟疫”里死了这么多人，更没人会想到，“西班牙流感”在SARS期间会突然变成一只“黑天鹅”，造成强烈的恐惧效应。

  我对人们的“无法作理性反应”一向有兴趣，于是就参照行为心理学的研究，设计了一个实验性问题，后来收入我的小集子《别在市场里发呆》，我将在下期提出对此的解析。这里我另外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来揭示各自的风险心理倾向。

  你参加公司的春节晚会，拿到抽奖券一张，可以有两个选择：甲：用它来换取2400元钱；乙： 用它来参加抽奖游戏，有四分之一的机会摸到10000元现金。你选择甲还是乙？

  期待大家参与回答：通过电脑或手机接入（网址http://bit.ly/xMijrg），也可以通过我的新浪微博@孙涤Bruce来输入。下期我将汇总大家的意见作统计分析，讨论共享。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洲）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