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否求得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长波增长周期，既取决于“十二五”经济战略转型能否实现根本性突破，也离不开一大批按照市场规制约束自身行为的市场主体的责任担当。而在未来经济增长棋局中地位可能更为重要的民营资本，理应获得在高控制行业更低的市场准入门槛。

  章玉贵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前天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将坚持国有企业的改革，打破垄断，进一步在金融、能源等领域贯彻新的36条，也就是让非公经济、民营经济进入这些领域，将在上半年制定这些细则。再早一天，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不存在明显的阻碍和限制。

  在中国经济增长波段可能面临微妙切换的当下，包括相关部委在内的中国经济操盘手们，正在急切思考如何破解制约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约束瓶颈。如果说，从推行改革开放到“十一五”规划这三十二年间，决策层基于做大财富蛋糕主旨而偏好于经济增长可以视为“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亦即整体收益大于成本的一种次优选择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迈上6万亿美元台阶且有较强的财力支撑的今天，若依然忽视经济领域有日渐膨胀趋势的系统性风险且不能找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则中国经济短期内可能面临的难题是硬着陆，在中长期则将面对既有可能在失去原有比较优势又错过了培育竞争优势时间窗口的危险。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在未来10或20年的发展前景，已非投资、消费、出口如何排列组合的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键领域改革的进展程度。

  算起来，从提出经济转型口号至今已有16年之久，之所以迄今尚未取得令广大市场主体认可的实质性突破，既有可接受的客观原因，例如，为了因应国际金融危机而祭出浓厚凯恩斯主义色彩的经济刺激政策，事实上就是以暂停经济转型为代价的。但更多时候，是政府相关机构在扮演了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推手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经济转型的阻力。笔者曾经梳理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每年提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要点，并尝试着在年终时作些总结，发现真正能够完成的很少超过50%。不少关键领域的改革要点，往往是年复一年地口号式提出，但问题还是年复一年地累积。当然，这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发改委本身，而是在既有发展思维的刚性与政绩考核机制的约束下，在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各种既得利益的干扰下，不少治本的改革措施左右受掣肘。而在当下被称作既得利益的格局中，就包括握有巨大优势资源乃至政策资源的央企。

  可见，中国经济能否求得下一个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长波增长周期，既取决于“十二五”期间经济战略转型能否实现根本性突破，也离不开一大批按照市场规制约束自身行为的市场主体的责任担当。在这个过程中，以央企为代表的“国家队”实现行为角色的市场化转换至关重要；而在未来经济增长棋局中可能担当更重要地位的民营资本，理应且须尽快获得在高度控制行业的更低的市场准入门槛。

  作为宪法赋予的相关制度安排载体，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央企都理应在中国经济棋局乃至参与国际竞争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从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来看，未来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将集中于对重要产业控制权与重要资源的争夺。这其中，央企无疑拥有难以取代的行为空间。假如中国经济在2020年左右实现与美国经济在规模上的比肩，必定有50家左右可以与埃克森美孚、GE等美国一流企业分庭抗礼的中国企业作为实质性支撑。这样的中国企业，大多数应当是目前已在规模上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央企。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央企的行为边界可以无限制地扩大，事实上央企也无法覆盖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从过去30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营商禀赋不断激发出来，民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

  尤其在关乎民生的就业方面，民营企业的作用更是远远大于国有企业。过去几年，民营经济创造了中国8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在浙江省，这一比例更已超过了90%。但总体上说，民营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行为空间依然受到较大的约束。特别是在有高控制度的行业，比如金融业，民营资本因为市场准入限制难觅合适的投资领域。

  本周二，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在参加浙江代表团的分组讨论时，谈起民间资本，用了“治水”比喻：“民间资本是水，实体经济是田。”“与其让水在地下暗流涌动，倒不如打一口井，给双方一个皆大欢喜的出口”。国家主导的重点行业领域尽快向民间资本放开是个发展大趋势，现在关键在于如何尽快落到实处。目前市场各方所期待的，不仅仅是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规则尽早出台，更期待配套的改革措施能得以真正落实，以尽快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唯有如此，有条件的民营资本进入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才能真正激活市场，提高效率，增进消费者福利。

  至于热望消除信贷歧视的中小民营企业，政府和银行理应倍加关心。笔者不否认某些民营中小企业确实市场信誉不佳。在缺乏坏账准备金和贷款担保的情况下，银行为避免承担风险而对民营中小企业惜贷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但笔者更相信，绝大多数民营中小企业是非常珍视自身的市场信誉的。只要能完善担保制度、允许银行增加坏账准备金，并积极创造条件让民间金融发挥建设性作用，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完全能解决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