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较长时间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一定存在资本流动障碍，存在价格管制。所以，从长远看，防范系统性金融机构不出问题，更多应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等措施，而不是通过政策红利维持高净资产收益率。

  郭田勇

  自有银行家坦言“银行利润高得不好意思”开始，银行超高利润就备受舆论拷问。起初主要是网民，接着是专业媒体，最后专业学者、相关官员相继都加入了论战。什么是“暴利”？20%的当期净资产收益率（ROE）？或是200%的ROE？抑或是ROE长期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几倍？始终不见有明确说法。其实所有人都明白，大家之所以一直用暴利这个词，更多是带有感情色彩，即公众对存款负利率、对银行业的垄断和低服务水平的不满，而非一个简单的数量界定。

  在一个较大的市场经济体内，比较行业的利润高低，不是看资产收益率（ROA），也不是看利润增长率，最科学的是比较当期净资产收益率（ROE），即资本利得。也就是说投资一元钱，各行业能纯赚多少。借用中国银行业协会杨再平副会长的数据，2004年至2010年，中国银行业ROE在15%至20%之间，远高于石油、烟草等垄断行业；2011年ROE超过20%，略低于烟草但高于石油。

  自2003年改革后，银行业ROE就比较高，一直是个大家向往的赚钱行业。之所以现在才成舆论焦点，原因可能是，自2002年到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较快发展；2009年至2010年虽受金融危机冲击，但在4万亿政府投资作用下，中国实体经济部门总体状况不错。而到了2011年，受欧美债务危机和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企业亏损，倒闭增加，通胀加剧，负利率严重，居民购买力不断下降。但银行却利用紧缩之机直接提高或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收取各种费用，民间融资泛滥并出现风险，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因此大受置疑。此时，银行ROE仍保持高位并继续提高，与实体经济反差巨大，争议之声自然也就越来越大。

  其实，在我看来，无须测算我国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高低，也无须知晓其他行业的利润率具体是多少，仅从大量国际资本、国内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在千方百计争取进军银行业这一现象看，投资什么行业最赚钱，大家早已心知肚明。

  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内，行业利润率最终会向社会平均利润率收敛。一个行业的ROE较长时间远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或是技术壁垒，或是行政壁垒。技术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鼓励技术进步，所以技术壁垒带来的“暴利”很少有人指责。如人们对乔布斯、马云、姚明等只有羡慕，不会有嫉恨。但行政壁垒带来的“暴利”则不同，因为它明显不公，会导致寻租、腐败、低效等一系列问题，进而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人们总在声讨。应当承认，我国银行业ROE高有一定的技术壁垒因素，笔者曾考察过民生银行的“商贷通”、北京银行的“小巨人”、汉口银行的科技金融“投融通”等产品，这些都具有创新内容与技术含量，因此也都获得了市场认可。但我国银行业也确实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体现为管理层面的机构审批、准入门槛。其二，价格管制，且管制定价偏高。我国银行还没有获得直接的定价权，但央行管制利率为银行保留了足够的保护利差。

  至于银行业利润高，可不要国家救助、可给国家多交利润、可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可承担社会责任等说法，这其实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的基本责任，如果成了行业攫取高额利润的理由，不免滑稽可笑。财，首先是取之有道，然后才是花之有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观点，随后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提法。但对这个提法以及哪些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对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认识。

  从供给角度来分析，银行业是服务行业，其提供的信贷和支付结算等服务维持整个实体经济的有效运转，就像血管对于生命的功能一样。但如果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多种供给主体形成竞争性市场，单个供给主体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就有限。30多年银行业改革发展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1994年以前，除工、农、中、建四大专业银行外，银行业其他主体极少，无论是储蓄、信贷还是支付结算，四大专业银行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但随着市场的开放和发展，银行业市场主体不断增加，竞争日益增强。目前，银行业各类机构已达3000多家，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存款、贷款、资产等所占市场份额已下降到50%以下，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

  从危机和系统重要性的角度说，工、农、中、建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一家机构出问题，就会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国家救助和处置的成本会极大，处理不好很可能需要国际救助。从这个角度理解，也可以说大型商业银行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体制，保证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避免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从长远来说，防范系统性金融机构不出问题，应更多地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并促进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控制等措施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政策红利维持整个行业的高ROE来解决。从短期来看，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尚未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有效防范银行危机并切断其向实体经济的传递渠道之前，保持银行业适度盈利乃次优或无奈的选择。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