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迈克尔·斯宾塞新著《下一次大趋同》

  ⊙叶 雷

  比尔·盖茨在成为全球首富后，这样回忆他当年的经济学老师：“迈克尔·斯宾塞教授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想象之门。”迈克尔·斯宾塞这位哈佛大学教授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被认为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他因此而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宾塞教授想象之门现在聚焦在二战以来首次出现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缩小上。他的新著《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试图解答下述问题：是什么使世界其他60%的人口开始走向富裕？为什么以前的增长速度达到3%就很高，现在却能接近10%？贫穷国家要完全变成发达国家需要多长时间？高速增长能持续多久？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会是动荡格局的前兆吗？环境能否支撑富裕国家增加4倍？治理结构能否赶上经济增长？

  在斯宾塞教授看来，二战是人类经济发展史的特殊转折点，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知识、技术和创新的传播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始在全球范围扩散，全球经济呈现追赶性增长的特征，这是全球经济长达一个世纪增长的开端，其终点可能是全球75%或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大趋同的推动力量中，互联网功不可没，“互联网信息技术所产生的最大的长期影响，是那些原本因距离而无法融入全球经济、国际市场和全球供应链的偏远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地区，现在则可以融入了。”

  全球经济下一次大趋同最直接的证据，斯宾塞教授认为，就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几乎在一夜之间，没有任何争论和不同政见，发达国家集团从G7变成了G20。而且在他看来，墨西哥、埃及和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将来也会加入G20，届时G20的收入占全球收入的比例将在85%至90%，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国际经济的优先次序，减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经济的高度依赖性，加速扩展了发展中世界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模式，而且也带来了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国际管理机构主导权的变化。

  对于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斯宾塞的判断是，不仅仅是监管者的问题，而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出了问题。“若论责任的话，监管部门和分析师，还有像我们这样的人，人人有份。”眼下，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依然非常脆弱，各国都需要改革，才能使得我们跳出困境。所以，斯宾塞认定，无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要强调可持续性，包容性，发达国家要帮助新兴经济体来维持它的经济高速增长，最终美国跟欧洲也会获益。

  谈及这次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关系，斯宾塞教授提出三个基本观点：第一，中国应对的力度最大，速度最快，表现很棒；第二，中国没有必要把钱借给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政府，中国可以购买一些股权，从而形成一个不一样的循环流程；第三，从汇率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很难在经济形势变化中长期保持固定汇率，人民币升值将是必然的，只是升值的速度具有不确定性，作为各国政府转嫁自身责任的表现，人民币汇率实际上有些被“滥用”。

  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转型，为跻身发达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斯宾塞教授并不喜欢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用于中国。当然，他也直言“这是一个困难的转折”，“中国要爬下一座山”，确实有“许多国家因结构转型停滞而丧失了动力”。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当中，应该不会出现像发达国家那样下行的危险，但极有可能在某些时候出现经济收缩。

  目前，中国面临的几个并列且互有关联的挑战对自身发展及全球经济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宾塞教授认为这些挑战包括：（1）需在经济微观层面调整，巩固新兴中等收入国的地位；（2）转变经济宏观层面，使家庭收入和消费达到更高水平，促使中产阶层更快成长；（3）扭转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格局；（4）降低相对投资显得非常高的储蓄水平，减少经常账盈余；（5）降低未来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6）承担更大国际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可分为可交易与不可交易两个部分，增长很多都来自于那些交易部门，但交易部门并不是能创造就业的部门，有些交易部门下面细分可以创造更多价值，但却无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很多就业出现在那些非交易部门，从而使得平均工资降低了。这种发展模式导致的危险，就是会出现政治两极化，以及社会的不稳定。对中国将经济增速的下行趋势，迈克尔·斯宾塞教授的理论分析是，如果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化中，交易部门不能创造更多就业，劳力收入增长不能与资本收入增长相匹配，加上一些低附加值的交易部门可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的更低国家，随着经济速度的放缓，中国会否出现发达国家那样的高失业率的问题，政治两极化和社会不稳定会不会加剧，不能不高度警惕。

  让人欣慰的是，中国有非常可喜的地方，那就是教育的大发展。全面普及9年义务教育的基本任务已完成，政府将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化，普及高中教育加上中职教育，使得初中毕业生基本上都可以接受12年教育。另外，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达到了68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30%，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目标，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40%，同时还在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注重培养拔尖的创新人才。国民素质的这些革命性变化，将支撑中国依赖于技术和人力资本的行业大发展，那样的话，全球性品牌会集中出现，城市化的加速也将推动公共领域投资，中国就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职能和整个经济职能应进一步转变，应进一步减少直接干预，公共部门投资应转向教育和研发。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加速中产阶级的成长，要靠加强国内市场来推动收入的增长。但在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中国国民收入不足 60%，家庭储蓄率接近可支配收入的 30%。相比其他国家，前一数字较低，后一数字较高。因此，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在书中建议，中国不能期待经济长远发展只是靠政府的刺激，而应该通过国内消费来达到，家庭收入必须有所提高，且用于社会保障、保险和服务的储备金理应更为充足，而预防性储蓄应当减少。

  “下一次大趋同”，是个美好的想象与愿望，也许是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但无论如何，路途绝不会一帆风顺。作为大国，中国理应在全球性不平衡、经济、财政稳定和管理方面承担更大责任。尽管斯宾塞教授不喜欢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用于中国，但真正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世界经济疲软时，也仍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的较快发展，确是中国的当务之急。